首页 -> 2005年第7期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二）
作者：徐庆全
延安整风后，尽管丁玲写作上的“转向”后与周扬所追求的趋同一致，但是，作为一名作家而存在的丁玲，在内心深处对周扬仍然不肯认同。虽然表面上她与周扬保持了一种平和的同事关系，但在私下里，她对周扬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从披露出来的1948年前后丁玲的日记、信件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本拟转赴东北，但因交通阻隔而留在河北。1946年，周扬也离开延安到河北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并担任了这个革命根据地的宣传部长。1947年，丁玲写出了后来获得斯大林奖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这期间丁玲与周扬有很多接触，但她对周扬是很不以为然的。
在6月19日的日记中，丁玲记叙了与周恩来副主席彻夜长谈的情况。关于文艺界及周扬，她“反映了一小部分意见上去”，其中有对周扬的种种不满，其意当然是不希望周扬仍挂帅文艺界。但是，周恩来却不为所动，认为“要全面地看人”，因而仍同意“文委由周扬暂兼”。周恩来的意见显然让她失望。
尽管私下里如此，但在表面上，丁玲对周扬依然保持了一种热情。周扬一家在由延安赴张家口的途中，因马车翻车，周扬所疼爱的小儿子苏苏不幸遇难。这一不幸事件，使周扬万分悲痛。丁玲为了缓解周扬的悲痛情绪，还把周扬的女儿周密接到自己家中住，或者让自己的女儿住到周家，以为周家增添点欢乐气氛。
从周扬这一方来说，由于他没有留下可资研究的日记或书信之类的材料，他对丁玲的看法也就无法描述。但是，从丁玲留下的日记或书信可以看出，当时周扬对丁玲对自己的成见似乎毫无觉察，或者说即使有所觉察也不以为然，仍是从革命工作出发来予以团结，多次要求丁玲出来工作。
早在1946年，周扬到北平开展工作时，鉴于北平革命文艺工作的、需要，他致电晋察冀中央局，要求让丁玲到北平主编报纸副刊。但是，丁玲则以“愿意留在老根据地和农村的志愿和理由”，拒绝了这次邀请。
1948年6月14日，周扬特意与丁玲谈话，很诚恳地希望丁玲留下来搞文委工作。此时，丁玲正在为到匈牙利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为此，周扬不仅给邓颖超而且给陆定一打电话，提议丁玲不出国。丁玲的确有些“动摇”了。
16日，丁玲为此征求胡乔木的意见，胡则明确表示反对的意见：“他表示我不必去做文委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文委可另找人。定一也说不一定要去做文委工作。此地空气都是赞成我出国的。”由此，丁玲谢绝了周扬“心甚诚”的挽留，依然坚持出国。
这一时期，周扬和丁玲发生意见分歧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太阳》)的看法问题。
丁玲这部反映土地改革的作品，是1948年6月在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完稿的，当年曾任这所大学文学系主任的陈企霞，在怀念丁玲的《真诚坦白的心灵》一文中，谈到《太阳》写作和出版受阻事：
一九四七年夏天，丁玲写完了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照理说，这样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当时是很需要的，但由于作品刺痛了某些人，他们便指责作品反映的是富农路线，致使作品在华北未能出版。
陈企霞所讲的“作品刺痛了某些人”导致“在华北未能出版”，其实就是指的周扬对这本书的意见。
周扬对这部书的意见是什么，从周扬这方面得不到答案。
而在丁玲的日记中，则具体地记录了周扬对这部书的看法：周扬认为丁玲的长篇小说的“原则问题”就是彭真所讲的“‘地富’思想”，这是“政治”上的问题；第二是表现手法上的“老一套”。而周扬在当时的华北，主管宣传工作，他对作品的这两条意见，丁玲的书在华北出版就成了问题了。
到了1948年6月底，丁玲要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启程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丁玲向胡乔木道别时，胡乔木对丁玲说：“你是个作家，该带着书出去。”《太阳》终于有了出版希望，胡乔木组织萧三与艾思奇突击审稿。稍后，胡乔木召来萧三和艾思奇借陪毛泽东散步的机会，在树林子里经过进一步讨论，形成了最后的意见：《太阳》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出版，并将意见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还赞扬了丁玲。
7月17日，已抵达大连的丁玲得知了胡乔木对这部书的意见。8月13日，丁玲立即与光华书店主事人邵公文见面，正式商谈在该书店印发《太阳》有关事宜。邵公文与丁玲同在延安生活过，光华书店等于东北解放区的三联书店，受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加上又是有胡乔木等人对《太阳》的评定意见，邵公文二话不讲，抓紧安排，几乎是火速排印，实现了胡乔木的愿望，让丁玲带着她的新著长篇创作出国了。
可是，为什么关于这部书的出版，又成为周扬和丁玲之间结怨的一个重要因素呢?想来原因有两条，一个是丁玲私布对这件事的看法，尤其是日记上记录的对周扬的意见。因为日记是真心的流露，而给胡乔木和周扬的信则是台面上的事情，所以，从丁玲日记上看，周扬的做法是大大地触怒了了她。二是后来周扬与丁玲矛盾的加深，使这一件事又被过分地渲染了。
因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不同看法，丁玲对周扬的不满表面化了，周扬当然也是知道的。1949年，他们共同来到了北京，又同时成为文艺界的领导，历史上所留下来的种种，在慢慢的淤积中也趋于激烈化了。
胡乔木对丁玲的倚重，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境况
建国后，周扬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并兼中宜部文艺处处长，稍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丁玲担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并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1951年初，丁玲又接任周扬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
据丁玲的自述，周扬挂帅文艺界，还是她在毛泽东面前推荐的：
1949年6月，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主席在香山召见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饭。在谈话中，毛主席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
当然，在建国之初的情况下，即使没有丁玲的推荐，周扬在文艺界挂帅似乎也顺理成章。周扬在延安时，即为毛所倚重；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实际上是以中共中央华北局为班底，周扬在进北京前，就担任这个大局的宣传部长。丁玲向毛的建议，一方面说明丁玲十分明了这个局势，另一方面也说明，尽管她对周扬有种种的不满，但对周扬当时在文艺界的威望和能力还是承认的。
在建国最初的几年，虽然名义上说是周扬挂帅文艺界，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显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稳固。这里的原因，除了建国伊始各方面的机构还有待健全和各部门的分工管理工作尚未理顺的因素，以及周扬将大量的精力用在文化部的各项工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任毛泽东秘书并担任中宜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文艺界的很多工作，事实上是在胡乔木主持下进行的。
胡乔木当时除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外，还担任中宜部副部长兼秘书长。从后人的回忆来看，在当时，“中央宣传部在组织上有一个人们难以相信的现象：陆定一名义上还是部长，但是党中央派胡乔木以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名义主持中宣部工作。部长陆定一每次都出席胡乔木主持的产部长办公会议”，陆定一在部内的工作由胡乔木分配。”胡乔木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丁光远具体地谈到这一点时说，在解放初期的一次中宣部部务会议上，当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谈到北大和清华没有校长，希望中宣部派校长时，主持会议的胡乔木竟然当面问陆定一：你去担任校长怎么样?多年后于光远仍然感到不解：怎么副部长要给部长派工作?，秦川也同样遇到这样奇怪的事。在解放后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胡乔木主持会议，而陆定一则只作了一个关于宗教工作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