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我所经历的天安门前国宝盗窃案

作者:丁大华




  1959年8月,如火如荼的国庆十周年大庆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与举国沸腾的心情相反,天安门前突然响起晴天霹雳,相距咫尺的故宫博物院和作为十年大庆重头戏的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下同)先后发生了两件足以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盗窃国宝大案。故宫珍宝馆,乾隆皇帝金册被盗;国家博物馆陈列室,西周青铜器“史孔和”一夜蒸发。两案接踵而至,是蓄谋已久的政治阴谋,还是纯属偶然?按照当时的思维习惯,必须站在政治高度上分析案情。两案背后是否隐藏着政治阴谋?
  两桩大要案报告迅速摆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很快作出重要批示。
  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北京市公安局和国家博物馆如临大敌,迅速成立联合专案组,限期侦破。
  经过缜密侦查分析,故宫金册盗窃案留下多处犯罪痕迹,被迅速侦破。“史孔和”案则毫无蛛丝马迹。进一步侦查分析,“史案”则很有可能隐藏着政治企图,不能排除敌特背景。最令人担心的是,十年大庆已迫在眉睫,此案恰恰发生在天安门前。案情哪怕走露一丝风声,极有可能给台湾和西方反华舆论提供一颗重磅炮弹,为十年大庆抹黑,其潜在的破坏作用确实难以估量。
  就连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个刚刚走进博物馆工作的小青年一夜之间竟然变成了“史孔和”盗窃案的第三号犯罪嫌疑人。而且,我涉嫌盗窃案的“行情”还在一路看涨,“规格”步步提升,正一步一步向本案一号犯罪嫌疑人的位置“拱卒”呢。只不过,下棋人不是我自己,而是包括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市公安局在内的一批领导。
  真是死的心都有了——当时不止我一个——举凡重点涉案嫌疑人几乎全都往这儿想。
  
  一、世界文博史上一颗新的“明星”
  
  1959年8月,国家博物馆竣工。它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建筑规模虽比大会堂略逊一筹,但因与大会堂迎面而立,位置显赫,自然坐上了十大建筑的第二把金交椅。不惟位置尊贵突出,更因为它在短暂的时间内,突然“发迹”。除原有馆藏文物外,又聚集了中国历史文物的一大批国之瑰宝,使这家虽已成立40余年都一直默默无闻的中等博物馆,一跃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为之瞩目的博物馆“新贵”,一颗新的“明星”。许多人已经得知,筹建中,国家火速从全国无偿调集了一大批极有历史价值的国宝重器,以再现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的历史。
  调集的文物几乎无一不是“国宝”级的重器。仅以奴隶社会陈列大厅展出的堪称世界青铜史中的多件领军文物,就足以令环球称奇:曾经光耀上海市博物馆的大盂鼎,曾威镇南京、原国民党政府“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收藏的青铜器之王——重达 875公斤的司母戊鼎,深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虢季子白盘、四羊尊……无一不是令世界瞠目的天之骄子。哪怕只收藏一件,就足够使一家博物馆名扬天下了,更何况还有那些济济一堂的数不清的奇珍异宝。
  在和平时期,能一声令下立即集合数以万计国宝重器,汇集国家博物馆,这在世界文博历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
  世界各国博物馆人士,无不视馆藏文物为生命。除了战火硝烟中的野蛮掠夺,可以说,博物馆界一条最简单的天之戒律就是:馆藏文物甚于身家性命,除了附加诸多苛刻的经济、名誉、派员条件以及高额保险要求的出国展览或其他短期重大政治性“借展”之外,所有凭借权力下达的文物“调拨”令,几乎全都是一厢情愿,一纸空文。对不起,免开尊口,要调走“镇馆之宝”坚决不给!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就在这次绝无仅有的特殊历史时期的全国文物大调拨后不久,连最具权威的党中央、国务院也自觉地不再下达任何调拨文物的行政命令了。
  “史孔和”案叫人揪心的是:那些眼含着热泪交出文物的人们不禁要问:你们国家博物馆是干什么吃的?我们把“心尖子”、“命根子”交到你手里,一转眼的工夫,你们怎么会给弄丢了呢?
  
  二、国宝“史孔和”为何突然蒸发
  
  1959年8月初,国家博物馆几乎所有将要展出的文物都搬进了刚刚建成的新馆,被摆放在陈列柜中。陈列方案涉及中国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有的问题在中外历史学界争论已达数十年之久。但作为国家博物馆,总要有自己的完整陈列体系,不宜搞“百家争鸣”式的陈列方案。因此,当时展出方案中的重大问题,必须报请中央甚至征得毛泽东主席同意。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由国家博物馆给重大历史问题一个确切而权威的“说法”。几乎每晚都可能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审查展出内容。博物馆领导如履薄冰,要随时听候中央的指示和意见,反复修改陈列内容,展出文物要来回码放,不断更换,忙得团团转。
  博物馆的保卫工作可谓铜墙铁壁:本馆陈列人员日夜贴身守护文物;保管人员在陈列室日夜巡逻;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层层密布,出入都要多次检查证件。进入8月中旬,馆领导在不得已中作出了一个临时决定:一个星期内陈列柜暂不上锁。上锁期限定8月18日。案情就发生在8月17日下午至18日清晨。
  那是个阴雨天。我负责看守的第19号展柜——内部陈列着包括“史孔和”在内的大大小小共17件青铜器。按规定,临下班之前我把文物再数一遍,没错,就是17件。然后,我提着提包,顶着细雨,到午门内食堂吃晚饭,回到单身宿舍,躺在床上,看了会儿书就酣然入梦了。
  第二天早上一到馆,正在现场的保管员杨文和吃惊地问我:“你见到‘史孔和’了吗?”“见到了呀,昨天下班时我还亲自数的呀!”我一边回答,一边走进展柜,定睛一看,顿时目瞪口呆:19号陈列柜内,国宝“史孔和”突然蒸发了!昨天下班前亲自看过它、数过它的最后一个人就是我。保管员赵桐臻接着上夜班负责从晚6点看守到当晚12点以前。本来后半夜值班的是保管部组长(相当于科长)张荣。可巧那天张荣家里有事,让杨文和帮助倒个班。杨文和便负责自12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值班。“史孔和”突然蒸发,一根绳拴仨蚂蚱,我们3人谁也跑不了。
  当天下午3点,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北京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都亲临现场。李宝亭处长向公安部及各方领导汇报:已经按接触“史孔和”的不同程度,把所有人员分成3个圈。第一圈包括我和赵桐臻、杨文和;第二圈是“奴隶社会组”和临近的“原始社会组”与“战国、秦汉组”全体人员。第三圈可以说全都“包圆儿”了,举凡在此期间与博物馆沾过一点儿边的人都囊括在内。连两位在19号柜旁刷油漆的女工也牵连进来。此时丢失国宝——博物馆不仅是犯了最大的忌讳,而且可以说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公安部刘副部长极冷静又极和气地分别与我们3位直接当事人一一谈了话,那口气真像位慈祥的长辈,他叫我们详细复述了一遍从昨晚到今天早上的经历,并诚恳地劝说——他后来在群众大会上也是这么说的——不管是谁,也不管什么原因,就算一时犯糊涂吧,悄悄地拿走了文物,只要能把它交回来,或者暗地里给放在哪个能让人找得到的地方,可千万别弄坏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能找到“史孔和”,这事就过去了,也绝对不再追究。现场的人一声不吭。几乎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第二步就是发动全体人员,再把展厅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所有地方都翻箱倒柜认真查找三遍,连每个大件文物的内部都翻腾遍了。当确认找不到“史孔和”时,刘副部长突然板起面孔下达命令,随行秘书急忙作记录。
  他说:“我庄严宣布:国家博物馆丢失西周时代青铜器一件,名称是‘史孔和’。案发时间初步确定为8月17日下午1时至18日早8时,全国各省、市公安厅局、各派出所、所有沿海港口及陆地口岸、边防检查站、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请立即动员和组织力量,全力协助侦破此案。公安部已设立专案组,全天候值班。‘史孔和’照片将于近日发出。如发现‘史孔和’,请立即予以扣留,拘留有关嫌疑人员,迅速组织侦破。如发现可疑线索,请立即上报。海关要从即日起封闭古董、工艺品进出口通道。案情通报速送外交部等各有关部委办及各新闻单位。此案列为国家级绝密,任何人不得泄露。全国各单位一定要对案情严格保密,尤其要对海外封锁消息,违者将以严重违法乱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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