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我所经历的西安战干团
作者：恒 历
1943年春，我和伪满国立农业大学的同学夏景蘅从赤峰到长春(当时称新京，系伪满“首都”)向抗日大同盟汇报工作。派去的联系人已经走了三天，仍无消息。我们住在桃源路朝日旅社二楼，街上一过警车便心慌意乱，担心发生意外。晚上我们正商量如何是好，突然有人敲门，听听暗号不对，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来人已经进来。一看，原来是在吉林林业部门工作的农大同学陶元乾。他告诉我们：抗日大同盟总部已被日军破获，人员被逮捕，形势危急，快随我走。于是我们顾不上收拾，马上跟着陶元乾转到何伯超住处。
何伯超是国民党长春地下党部负责人之一，公开身份是吉林师大教员。何告诉我们：你们已经暴露，朝不保夕，不如早去中国大后方受训，将来随部队打回来，日本人不是美军对手，早晚失败。接着又告诉我们到北平中山公园找一位叫张震的人，由此人指点去陕西西安的路线，并给了我们3张出国证明。
从沈阳一上火车，我们三人约定要冷若冰霜，什么也不答理，铁警、宪兵查票，全以日语回话。车上乘客很多很挤，看我们三人穿着伪满的协和服，足蹬高腰皮鞋，都侧目而视。一排座位上仅坐着我们三人，对面空着亦无人来坐。火车到山海关，伪满海关官员上车验护照、查行李。突然车厢中部吵了起来，一个操着一口京腔的人叫道：“我是康德皇帝的护膳，你们敢搜我?”“我还是天皇的护法呢，搜!”原来这位“护膳”携带两公斤热河鸦片。1942年热河鸦片生产量达1000万两，是日本向东南亚侵略的资本。日伪统治者掩耳盗铃，一方面强制百姓种植罂粟，又制定“满洲国鸦片法”，禁止私人买卖、携带，由鸦片专卖署独家袭断。还宣传“十年断禁鸦片”，欺骗国际社会。争执中上来两个日本宪兵，将那个什么“护膳”带下车。我们三人互看一眼，陶元乾点点头。查到我们这，陶站起来递上护照，无名指与小指间挟一金戒指，往伪海关官员手心一压。伪官员马上心领神会，“叭”地一个敬礼：“您三位请！”
第二天傍晚火车到北平。北平外表与我小时离开时没什么区别，高高的六国饭店，“锵锵”响的有轨电车……不同的是，本应花团锦簇的季节，却都像生了锈似的，斑驳脱落的天安门，凹凸不平的人行道、，豆汁也没煮熟，连打着太阳旗列队正步的日本兵也显得有气无力。每天清晨，我们三人从住地西单花园饭店沿着长安街去一次中山公园，第四天在公园右侧菊亭见到张震。
张震瘦长脸，30多岁，胸前别了一枚“新民会”会章。他自我介绍，他是北平地下国民党市党部三青团特派员，主要任务联络东北、华北抗日热血青年去西安受训，培养校级军官到部队任职，为收复失地做准备。我们听了挺激动，恨不得立即动身。我问张震：“在北平安全吗?”“在这大可放心，汪伪政权的官员大部分与重庆有联系，新民会其实是维持会，表示与日本人合作。你看那一群人。”张震指从中山堂出来的男男女女，一个个道貌岸然，胸前都别着“新民会”会章，接着说：“这些都是原来国民党宣传部长、现任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的信徒。他们认为自己不是卖国贼，只是为敌占区的百姓做点事，有他们在，百姓少受外人欺负。日本人将抗战以来被日本政府冻结的中国关税拨出一部分作所谓‘和平运动’的开支，所以这些人跟着日本人走有钱花，整天造势。”这番话让人听了匪夷所思。
张震又告诉我们：“首先乘火车去河南新乡，再转乘火车西行到焦作，在途中一个小站陈沟下车，去汪伪皇伪军师部，找赵参谋，暗号是‘你侄子被早稻田大学录取了’。”我们三人邀他在大栅栏“都一处”吃一顿烧麦，商量动身。
三
从北平乘火车去河南新乡，要两天一夜，我们本想在火车上的餐车吃饭或在沿途车站买些食品，结果全都落空。第二天陶元乾饿得实在受不了，在车厢里转悠，见一中年人领着两个孩子在剥鸡蛋吃，他凑过去，套了半天近乎，用一盒“老刀牌”香烟换了3个鸡蛋。
陈沟是平原靠近山区的五等小站，伪协和军刘岚峰师部所在地。一下车便看见悬挂带有两条黄色飘带的青天白日汪伪“国旗”，街上行人稀少，偶尔碰到汪伪官兵，服装整齐相互敬礼。找到师部赵参谋，对上暗号后一打听，赵是东北安东(今丹东)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为协调关系被刘岚峰招聘来的。赵讲“刘岚峰是当地首富，又是民团司令，一贯声称谁给我军饷，我就听谁的。此人在当地很有威信。你们这种情况已是第四批了，今晚可以动身”。
接着赵让传令兵领我们去一座大庙，神像早已拆除，在墙边斜靠一把青龙堰月刀，估计是关帝庙。地上铺着稻草和席子，有不少人正躺着休息。一打听有山东的、天津的、内蒙古的，殊途同归。士兵送来面汤让大家吃好。我们都没客气，一人抢了三碗，倒地就睡着了。大约夜里两点钟，我们被叫醒上路。传令兵领着，一会儿发现在我们一行人两侧，出现了穿黑色便服、全身武装的游击队。四周静悄悄，能听见前后的喘气声，似乎还有心脏跳动声。走着走着听远处晃着灯喊“是娃他娘吗”?这边一个人赶紧喊：“娃他娘赶集去了，他娘舅。”等我们走过才知道是一个哨所，哨兵看我们走过来，便中规中矩地打敬礼。一直走到曙光初现，才走进一座孤立的小院，领队的叫我们各自休息。院中一位纯朴的中年农民给大家端来米汤、馒头、咸菜，并告诫白天别出院。吃完饭我找一个麦秸垛弄个窝躺下，一时睡不着。我们三人设计未来，老夏讲要想办法学习空军，没有飞机打不赢日本人。老陶讲从山海关一切两半，让日本人首尾不顾。我还是想家，从老毛子那边绕过去，先解放东北。说着说着三人都打起呼噜。
天黑后我们又上路，游击队仍在两侧默默护送。拂晓前看见前边出现大片营房，两边竖立着日军和汪伪旗帜，一名游击队员过来找到我，说河南孟县县长要见我。将我领到用棉花包做成的掩体内，一位身穿便衣的中年人让我坐下，问我东北抗日联军的情况。我告诉他东北抗日联军打得很惨，已经化整为零，主力部队过了黑龙江。他听了挺难过，又问我有没有去延安的打算，我说：“我和我俩同学一起。”他说：“到西安你就知道了。”这时听外边喊“有鬼子”，县长喊一声“保护同志们上船”，拔出手枪就冲了出去。游击队已经与日军交上火，我们一行人急忙上了船，只听枪声响成一片。整天想着打鬼子，鬼子不就在眼前吗?还上什么西安!我和老夏又跳下船，往枪声响处跑去。两名游击队员拦住我们，厉声喝道：“快上船!保护你们去西安是命令。”我们只好返回，望着勇敢的战士，真想早一点上战场。
上岸后有位青年军人带我们到集合地点，院里已经有一二十人，西安战干团驻洛阳代表王建少将对我们表示欢迎，并和我们‘起乘火车去洛阳。上了火车如释重负，望着两边黄土地备感亲切，我们这几个投笔从戎的东北青年，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到洛阳先洗澡吃饭，接着每人发一套军衣两块钱。我们三人走在洛阳大街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忍不住笑了。突然老夏大喊一声：“打倒日本法西斯!”我们愣了一下也跟着喊了起来，街上人纷纷驻足回首，看着这三名傻军人。
西安战干团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团长蒋介石，副团长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葛系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后由蒋派往日本留学，着中将军衔，管理学校二切事务。战干团校址在西安小南门外，前身是东北大学旧址。东大学生大都是张学良的追随者，西安事变后内迁四川广元。
按团中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人儿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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