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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中国托派
作者：张家康
中国托派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1991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重新修订《毛泽东选集》，在第一卷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这样一段注释：
……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的以“回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托派的最具权威性的政治界定。较之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的同一注释，其内容有着较为明显的改动，如不称陈独秀为“叛徒”，删去了当年王明等强加于中国托派的莫须有的罪名，即“中国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的‘不阻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等语。穿越沧海桑田的时光隧道，历史的风风雨雨终于冲涤堆积聚集的污垢灰尘，清晰地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自立门户
所谓托派即是苏共党内反对派，因他们的领袖是托洛茨基，故而统称为托派。中国的托派起源于苏联。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些学生便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1927年11月7日，在苏联十月革命1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在红场游行时，公开高呼“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批留学生的公开亮相，可谓中国托派运动的滥觞。
斯大林很快便以严厉的手段打击反对派，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接着被流放，中国留学生史唐、梁干乔等人也被遣送回国。托洛茨基流放到阿拉木图时，已经完成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写作，这个文件的第三部分便是《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此时，中共六大正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将译文的第一、三部分交与大会，指示只能传阅，不得扩散。可是，中共六大工作人员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却将这份文件秘密留存，后又向国内传送。1928年9月，中国留苏学生正式建立托派组织，他们与苏联托派组织建立联系，为国内的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托派文件等。同年12月，中国第一托派组织在上海成立，其全称为“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中央机构为“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在北京、香港、广州、武汉、苏州、哈尔滨等城市还建有分支机构。次年4月，总干创办《我们的话》刊物，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陈独秀渎过《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等文件后，有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常年萦绕于他脑际的疑问和困惑，似乎都已找到了答案。他开始与中共中央公开论战，由于他的政治影响兼之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一些党员思想迷茫，于是便形成了以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为骨干的所谓党内反对派。此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正式名称，人们习惯称他们为“陈独秀派”。
陈独秀之所以没有给他的“圈子”命名，是因为他想加入“我们的话派”或与其合并。为此，这位当年的“领袖”也不得不放下架子，移尊居卑，与“我们的话派”多次磋商。可是，“我们的话派”却妒贤嫉能、心胸狭隘，担心陈独秀等人派后，会像《水浒传》中的晁盖抢了王伦的宝座，所以始终百般刁难，竭力阻挠。
此时，刘仁静由莫斯科回国，他在归国途中绕道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委托他充当其与中国托派之间的联络员。陈独秀假刘仁静的特殊身份，委托他向“我们的话派”表示，有意在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派理论的前提下，双方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
可是，当刘仁静传达陈独秀的意愿时，却遭到“我们的话派”的嘲讽和抵制。刘仁静费了不少心机，做了大量工作，总算说服“我们的话派”接纳陈独秀。不过，陈独秀等人必须履行一个条件，即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公开与真诚地批制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然而，就是这样岢刻的政治条件，还遭到梁干乔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坚持认为陈独秀是“老机会主义者”，他的要求加入托派“完全是个阴谋”。
陈独秀愤怒了，明确向刘仁静表示，“我们的话派”既是如此态度，再也无需去作努力，我们就是加入进去也无益有损。1929年9月，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决定自立门户，成立独立的小组织，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推出陈独秀、彭述之、尹宽组成“临时领导小组”。他们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工作经历，加紧进行党内反对派的活动。
中共中央对于陈独秀等人的分裂活动，一再批评乃至警告，但是他置之脑后。1929年11月，中共中央断然将他开除出党。12月，陈独秀派召开全体会议，亮出了本派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八十一人声明)，正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等为常委，吴季严为秘书长(后由何资深担任)。次年3月1日，他们又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无产者》。由此，他们在中国的托派组织中，又被称为“无产者社派”。
1930年1月，刘仁静、王文元和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的宋逢春等9人，发起成立“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其机关报为《十月》，这一派又被称为“十月社”。同年夏，游离于上述三派之外的赵济、刘胤等7人，又成立了第四个托派小组织，其机关报为《战斗》，所以，这一派又被称为“战斗社”。至此，中国托派的4个小组织就这样先后登场了。他们各立门户，惟我独尊，都以为深得托洛茨基理论之真谛，对稍持不同意见者，便是无休止地争论和攻讦。
争吵不休
中国的托派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采取不依不饶的态度，对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极为不满，认为陈独秀还在文饰自己的错误，还在散布“二次革命”的错误思想，其所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与斯大林的“工农民主专政”如出一辙，而与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背道而驰。他们断言，陈独秀仍然是个迷信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主义者”，必须要与之作“无情的理论之战争”。
中国托派与陈独秀到底有哪些理论分歧呢?1939年，饱受托派“围剿”之苦的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的一封长信中，详尽地叙述了他与这帮人的理论分歧。
……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分；有些人认为中国下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为夺取政权的口号，无产阶级只有在苏维埃的口号下夺取政权；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放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国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