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2期
共工氏流徙的考古学考察
作者：周书灿 毛长立
【摘要】文献和考古学材料表明，河南辉县一带应为共工氏早期活动的中心区域，辉县孟庄龙山文化城址可能与传说中的共工氏有关。大规模的氏族部落战争之后，洪水为患可能是共工氏族群流动的最直接原因。《史记·五帝本纪》所说舜“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并非毫无根据，虞、夏以来陆续北迁的共工氏的主体很有可能在夏、商时期逐渐在今河北平原中部一带稳定下来，并同当地原有土著民族融合，成为白狄族群的重要来源之一。白狄中的鲜虞族所建立的中山国，其文化根植于中原华夏文化的深厚土壤，积淀丰厚，故到战国时期曾盛极一时。
一、共工氏活动区域的考古学考察
根据文献记载，至迟于战国时期舜流共工的传说已开始广为流传。《尚书·舜典》：“流共工于幽洲，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孟子·万章上》：“舜流共工于幽洲，放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尽管以上两段文字略有分歧，但总的来看，在战国时期人们的心目中，共工被视为“四罪”之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以后，《荀子》和《山海经》等文献另有禹逐共工氏的记载。《荀子·成相篇》仅简略地言及：“禹有功，抑下鸿，逐共工。”《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禹攻共工国山。”郭璞注曰：“言攻其国，杀其臣相柳于此山。”禹杀相柳之事另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禹湮洪水，杀相繇。”《山海经·海外北经》说：“禹杀相柳。”禹“辟除民害逐共工”之事未见于其它文献记载，故王先谦《集解》对此表示存疑：“今《尚书》舜流共工于幽州，此云禹，未详。”事实上，将共工理解为信史中的人物是有问题的，舜对四凶所在族群的军事征服导致的人群流动，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而流向四裔的应该仅仅是四凶族群中的一支或很少的一部分人，被征服的族群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仍留在原地与舜所在族群的人们杂居相处，因而到禹的时候，再次发生禹“辟除民害逐共工”之事应该说还是合乎情理的。以上文字表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共工氏应该是一个势力相当强大的族群，《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国语·鲁语上》说：“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礼记·祭法》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既然古代文献称共工氏曾“霸九州”、“平九土”，毫无疑问，在当时林林总总的“万国”格局中，共工氏应该居于万国首领的显赫地位。传说中的颛顼、舜等先后与其发生冲突，到禹势力强大后，二者之间继续发生冲突，“禹杀相柳”的传说背后则反映了两大族群势力发生了较大变化。
共工氏的活动区域，有的学者进行过较为细致的研究，提出过与传统观点相左的新论。如王震中先生以为，共工部落的活动中心区域“应在上古‘九州’雏形的‘九土’、‘九山’境内，开始在渭河上游一带；后来发展到豫西、嵩山周围”[1]；景以恩先生称“共工之氏源于山东东部的莒县之阪泉与昌乐县古营丘一带，后又沿古济水播迁于济南、章丘、莱芜一带”[2]；牛红广同志则称“共工氏源于河洛地区，……其它共工氏的聚居地是该部族的迁居地或扩展地”[3]。随着考古学资料的日渐丰富与先秦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总的看来，以上新论存在的问题的确不少。事实上，在以上新论提出之前，徐旭生先生曾将共工氏归入传说中的炎帝集团，并称“它的旧地在今辉县境内”[4]。与徐先生的看法相类似的还有杨国宜先生[5]等。邹衡先生则结合考古学资料指出：“共工氏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太行山东麓一线，即南起河南辉县，北至河北北部长城以内和山西境内。”[6]综合有关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则不难发现，邹衡先生的以上观点证据较为充分，结论自然更为可靠。
共工氏活动区域在新出考古学材料中可以寻找到若干侧证。1992～199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孟庄镇的基本建设，对位于河南省辉县市东南、孟庄镇东侧的孟庄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4500平方米。孟庄遗址包含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多种文化遗存，其中龙山文化遗址最为丰富，尤为重要的是遗址内发现了一座目前河南境内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7]。现有的考古材料表明，从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到龙山文化孟庄类型是一脉相承的，“它当与共工氏这一氏族存在一定的联系”[8]。黄河南岸嵩山东麓地区是多种考古学文化交汇的地区，以前绝大多数学者将这里的龙山文化归入王湾类型，少数学者将其归入煤山类型。目前考古学家普遍赞同二里头文化是直接从新砦期遗存发展而来的，而新砦期则是王湾三期文化的直接后继者。如果说新砦期遗存和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是夏代前期的夏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的早、中期则为前王朝时期夏人的文化遗存，亦即所谓先夏文化[9]。郑州地区的龙山中期文化遗址如占马屯、 王等发现有较多同孟庄龙山中期一样的文化因素，如都有一定数量的夹砂褐陶以及乳钉纹的夹砂褐陶罐、大袋足、釜形等。王遗址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所出夹砂黑陶釜形、深腹罐、细柄豆、圈足盘、钵、器盖都可在孟庄遗址中找到渊源。另外，王遗址中出土的成组契点纹陶器明显是受孟庄类型的影响。以上表明，以孟庄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在龙山中期阶段已经越过黄河，来到郑州地区。“在龙山中期郑州地区的龙山文化面貌是黄河北部地区的龙山文化向南推进的结果。”[10]到了龙山文化晚期，以郑州牛砦龙山文化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同孟庄遗址的关系甚远，文化面貌差异较大。牛砦遗址出土的主要陶器以灰陶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黑陶、红陶、褐陶等，纹饰以方格纹、绳纹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篮纹、附加堆纹，鸡冠也较多。典型陶器有盆形鼎、罐形鼎、甑、瓮、平底盆、壶等。其中，罐形鼎下部饰有三个乳状足，豆、深腹罐等的特征同嵩山地区煤山遗址、新密市新寨遗址出土的同类器十分接近，“这当是该地区煤山类型晚期向北推进的结果”[11] 。以上材料所反映出的信息与文献记载中透露出的共工氏和禹所在的两大族群实力消长的记载完全一致。
考古学材料表明，孟庄城垣内侧有宽6～8米的壕沟，深达2米左右，沟内淤土厚达1米以上，此外，外城河龙山晚期的淤土有2～3米，“这些淤土的形成应是持续一定时间的洪水或大量雨水造成的”[12]。从已发掘的T128看，原有的龙山时期的城墙夯土已全部被洪水冲掉，且洪水在该探方内下切入生土达1.5米左右，由西向东伸去，冲沟内的淤土中包含有龙山文化各个时期的陶片，“表明该冲沟是在龙山末期或二里头时期之前形成的”[13]。袁广阔先生曾经对孟庄城址毁于洪水的一些迹象进行分析，以为孟庄龙山城址被毁的时期是龙山文化末期或孟庄二里头时期之前[14]。这一地区的人群自此全部消失，到了若干年后的二里头二期阶段，该遗址才重新有人居住[15]。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则不难推知，所谓禹逐共工或司马迁所说的舜“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16]，在大规模的氏族部落战争之后，洪水为患可能是人群流动的最直接原因。
二、共工族群的北迁与“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的民族学解析
按照司马迁的解释，共工族群流徙至北方地区，后来就变成了所谓的北狄。如果从民族学的角度考察，虞、夏之际自然未有华夏和戎、夷、蛮、狄等族称之间严格的区分。唐嘉弘先生曾对先秦时期戎、狄、夷、蛮的基本概念做了科学的说明，并强调指出先秦时期人们共同体稳定性差、可塑性强等特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戎、狄、夷、蛮都是泛称，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概念是战国到西汉时逐渐形成的[17]。这一认识完全符合先秦、秦汉时期古代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所谓“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期间，民族之间的渗透与混融持续进行着，各共同体逐渐从不稳定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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