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4期
谈清代铜镜文化
作者：李米佳
【摘要】清代铜镜虽处于铜镜历史衰退期的后段，但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尚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讨论。本文即着眼于清代铜镜所表现出的文化风格并分析其成因，另外利用现代研究成果，对清人著作中因时代局限而出现的一些断代错误作出订正。
铜镜是一种生活用器，清代以后，铜镜制作和使用基本绝迹。后世对清代铜镜的研究、介绍相对少略，它的文化特点及其成因，对铜镜的研究和著录，在目前已出版的著作和论文中涉及的不多，纠误补遗则更少。本文仅着眼于清代铜镜表现出的文化风格并分析其成因，另外利用现代研究成果，对清人著作中因时代局限而出现的一些断代错误作出订正。
一、铜镜发展述略
1、铜镜的产生
在论述清代铜镜之前，有必要对铜镜的历史作一简单回顾，尤其是那些特点鲜明，有着独特的文化风韵或有着阶段性标志的铜镜文化。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铜镜，大约产生于公元前2900～前2700年今伊拉克的基什遗址中，另外在伊朗的苏莎（约公元前2300～前2200年）遗址也有过铜镜出土。中国铜镜从出土情况看，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其中最早的应属齐家文化铜镜（约公元前2000年），分别命名为复式多角星纹镜（甘肃临夏出土）[1]、素镜（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2]和七角星纹镜（青海贵南县尕马台墓出土）[3]。
2、中国铜镜的几个繁荣期
中国铜镜由滥觞期到发展期、鼎盛期，再到中衰、繁荣、衰退，发展曲线呈马鞍状，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春秋战国镜、汉镜和隋唐镜。这几个阶段或是在铸造技术上有创新，或是器形种类、纹饰内容及表现手法上独具特色，总的特点是产量大，铸造精美，风格上不断更新，生动活泼。在青铜文化日渐衰落的大背景下，铜镜制作和使用上都呈现了一种繁荣的景象，不仅仅是客观上延续了我国青铜文化的生命，而且与世界铜镜文化比较来看，也是具有相当深厚和独特的文化蕴涵的。因此梅原末治博士在《支那古镜概说》中说：“以铜为主要成分的金属镜制作，在近东、南欧等古文化圈诸国是早已进行了的，……但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铜镜，在形态以及材质之精良、铸造之精致，几乎是不可比肩的；它与所谓鼎彝器的容器一样，是古代中国值得夸耀于世的一种工艺品，这也是明显的事实。”[4]
3、清代铜镜的基本情况
铜镜发展至清代，已处于铜镜历史上衰退期的后段，表现为产量急剧下降，且大多铸造粗疏。清末，由于玻璃的介入，铜镜制作开始从实用转而为仿制古镜，牟取暴利是其生产的最大动机。在这种背景下，谈论清晚期铜镜的文化特点显然已没有意义。因此我们研究清代铜镜文化，定位不妨放在最能代表清代铜镜文化的清中期。
清代铜镜铸造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情况，官营是清宫内府造，私营以湖州镜为代表。这点显然是受到了宋代官、私营制镜业的影响：《岩窟藏镜》第四集曾载有出土的乾道四年（1168年）菱花官镜一面，其铭文有“湖州铸鉴局”等字样，此为官营；私营字号的湖州镜有“石家”、“陆家”、“周家”等。明代湖州仍是主要铸镜地，见于镜背铭文的湖州私营匠号有“薛家”、“孙家”、“李家”和“陈家”等。其后湖州镜业一直延续到了清代晚期。与宋、明两代不同的是，清代官营铜镜所占的比例太小，但精品都集中于此。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铜镜中，清宫内务府制造的如乾隆款万春芙蓉镜（图一）、乾隆款八卦菱花镜（图二）等，都是官营镜中的精品。而民间私营镜在水平上与官营镜的差距又太大，除了铸造粗疏外，纹饰题材也缺少官营镜的古风和儒雅，风格上更民俗化，更接近于生活，如“五子登科”镜（图三）、 “喜生贵子福寿双全”镜（图四）等等。
从清宫旧藏的铜镜来看，清代铜镜的基本情况如上所述。清末玻璃镜在宫中已经开始流行，铜镜实用性大为减小，但官营镜仍不时有精品出现，如光绪四年（1878年）的宣宗御制铭镜（图五）等。而私营镜中仿古作伪情况则较为常见，但也有例外出现，如清末“光绪新造”镜（图六），具年款，又有实用意义，当作为特例。
二、文化及工艺特点成因
1、铜锡与铜铅合金镜
前面说到清代铜镜大致可以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情况，官营的精致，而私营的大多粗糙。这种情况的成因，除了铸造者的财力、文化取向及用心程度外，材质成份的不同是最直接的原因。《考工记·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金锡半”是指铸造铜镜或阳燧时，锡与铜各一半，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铸镜金属配方的记载。以后铸镜配制比例基本遵循这一规律。随着铸造工艺的进步，到了宋代这一配比开始发生变化，至明代已完全改变，即含锡量明显降低，而铅、或锌、或铜的含量比例明显升高[5]。清代铜镜材质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少数铜镜成份仍循战国及汉唐旧制，另一种是大多数铜镜都采用新合金，前者基本是官营的，后者多为私营。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况呢？我们不妨从清代学者关于铜镜的著作中探究一下端倪。
清代物理学家郑复光：“铜色本黄，杂锡则青，青近白故宜于镜。”[6]
清乾隆时期学者王杰：“炼冶铅滓清而明，以之为镜而宜文章。”[7]
以上两人都是当时研究铜镜颇有造诣和深具影响力的学者，但二人的观点却不相同。前者主张铜、锡合金宜于镜，后者则强调铸镜宜加铅。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实际铸镜效果也有很大差异。铜、锡合金镜质地硬，可以致白、致坚，且收缩率低，能铸得精致漂亮的花纹；铜、铅合金镜硬度较低，延展性好，但很难铸出精美复杂的纹饰。从实用角度看，高锡镜虽然艺术价值很高，但过于硬脆，就像宋代的夹锡钱一样“脆恶易毁”[8]，因而更适合把玩陈设，不宜于实用。而加铅铜镜虽然不甚精致，但延展力好，更易于长久使用。这也是清代官营镜和私营镜风格迥异的原因所在。
2、铜锌合金镜
所谓新合金铜镜中还有加锌的现象，这一点在清代有关铜镜的著作中并没有找到直接的论述。相反，古人一直很明确在铸镜时“不用倭铅（锌）”[9]。清代只有一些间接的有关铸铜时用锌的记载，如明末清初学者孙承泽：“铸钱必用水锡者，以铜性燥烈，非用锡（水锡）引则积角不整，字画不明。”[10]其中的“水锡”即锌[11]。铜合金中加入锌，提高了铜镜的强度，耐腐蚀性较之加铅也要好得多。
现代科技检测结果也证明了清代学者的论述，从安徽省博物馆、蒙城县文化馆和北京市文物工作站提供的清代铜镜合金成份看[12]，五件铜镜含锡、铅、锌的平均值分别为4.487%、3.686%和20.289%。而战国至唐的铜镜含锡值多在18～25%之间，含锌值多在0～6%之间[13]。可以看出，对比战国至唐的铜镜，五件清代铜镜的含锡量明显下降，而锌的含量凸增，具有新合金铜镜的特点，应属于清代民营镜。
三、关于《西清古鉴》中个别铜镜断代的考辨
中国铜镜发展到清代，开始进入了系统的研究阶段。清代学者研究铜镜并不是寥寥数人，而是一个群体，每人都颇具心得，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由此，开启了对中国古代铜镜收藏研究之新风，许多学者和收藏家著书立说，如梁诗正《西清古鉴》、王杰《西清续鉴》、钱坫《浣花拜石轩镜铭集录》、梁廷《藤花亭镜谱》、郑复光《镜镜痴·镜资》、徐元润《铜仙传》、罗振玉《镜话》和《古镜图录》、刘体智《小校经阁拓本》等，这些著作不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而且铜镜的研究工作较之前代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在工艺铸造、断代，甚至有关花纹和铭文的考释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达到了前代没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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