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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林则徐与《海国图志》
作者：春 雨
一、魏源、林则徐合作的思想基础
魏源(1794---1857)是湖南邵阳人，原名远达，字默深，自幼好读经史。他于1814年与龚自珍(1792—1841)相识，1822年与林则徐(1785—1850)订交，地点均在北京。1830年5月，林则徐为亡父守孝期满，抵京候补，在北京停留了三个多月，得以与以内阁中书舍人候补的魏源深入探讨时务，因此过从甚密。时龚自珍亦在礼部任职。魏、龚都以主张通经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烦琐考据(汉学)及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名噪京师，正当风华正茂之际。他俩与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林则徐一拍即合。三人从此结为至交。
1832年，魏源入两江总督陶澍幕府。6月，林则徐由河东河道总督调任江苏巡抚，由于他也大力支持陶澍在淮北推行的盐法改革，因之对帮助陶澍筹划改革的魏源更为赞赏。魏源时定居江宁(今南京)乌龙潭。林则徐从苏州每到江宁，都爱去请他商议时政。1834年3月，林则徐为了推广种植早稻，以《再熟稻赋》为题，在苏州甄别紫阳、正谊两书院，曾延请魏源等“来阅卷”。1837年1月，林则徐从署理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任上卸职进京陛见，同魏源从此一别就是四年。这期间，魏源多半时间都定居扬州，在“絮园”侍奉老母，著书立说；同时也密切注视着林则徐在湖北和广东领导的禁烟运动与抗英斗争，并时有飞鸿，互诉衷情。
1841年3月，魏源在林则徐推荐下，入署理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幕下。不久，因朝廷摇摆于战和之间，魏源自知难有作为，便重返扬州。6月，林则徐因受投降派诬害，被削夺两广总督后以四品卿衔被派赴浙江，协办海防；旋即又再遭贬谪，“发往伊犁”。8月中的一天，林则徐乘舟抵达京口(今江苏镇江)，与魏源意外相逢。这天，在临江的一处小客栈里，林则徐借着月色同魏源对榻倾谈了整整一宿。林则徐在反省了国人中鄙视远夷不谙世情之误后，将他在广东收集和编译的《四洲志》、《华事夷言》等有关西方的资料郑重地交给魏源，叮嘱他务必将一个真实的世界向国人和盘托出。魏源事后写的两首诗，证明了这次不平常的会见：
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
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
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戎图。
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
(原注：时林公属撰《海国图志》)
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事。
与君宵对榻，三度两翻苹。
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
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困。
魏源在鸦片战争以后曾出任江苏兴化县知县(1849年)，于当地的盐政改革及农田水利建设做出了出色成绩。他经常头顶倾盆大雨，脚涉急流泥泞，出入于抗洪抢险的第一线进行现场指挥。他因劳累过度竟得了疸疾。当时，河道总督依照惯例，下令启闸放水淹田，以保河道不致冲坍。但魏源却从广大老百姓的利益着想，拒不从命，要求既保河堤，又保农田。在大坝最危险的时刻，他甚至伏坝痛哭，说愿以生命来保护大坝，换取百姓的五谷丰登。当洪水退后，人民为了感谢他，不仅把所产的谷子命名为“魏公稻”，而且还要集资为他建立生祠。他知道后严令禁止，这才作罢；但却不能阻止住人们在家里悄悄为他烧香祈祷。他于1857年64岁上因病辞世。兴化人民将他附祠于范文正公(范仲淹)祠堂供奉、怀念。
林则徐和魏源，一个曾位居高位，是从一品大员；一个一直在基层，系七品芝麻官，但都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克职尽守的能员干吏和“爱民如子”、公正廉洁的清官贤人。这，正是当时真正的经世致用派所提倡和实践的，也是魏源和林则徐得以合作《海国图志》的思想基础。这个基础所包含的强国御侮与安邦富民的内容，则是那个时期的经世思潮(是经过改造与注入新鲜血液、新鲜活力的经世思潮)，也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两大主题。
二、魏源、林则徐同为《海国图志》的编著者
1843年1月，署名魏源著的《海国图志》50卷本告成。1844年该书正式发行，1847年增订为60卷，1852年又扩编为100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嘉道之际具有改革意识的经世致用派在日益严峻、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下，对迂腐空浮的汉宋之学所作出的一次最为激烈、全面、实在和有力的大批判；也是具有数千年文化根低的今文经学一经世致用派在世界近代化大潮汹涌澎湃、连天卷来之际的自我刷新、应世之变；同时还是爱国知识分子、先进的中国人面对“侵略的西方”和“先进的西方”的双重挑战所作出的毫不怯懦、胸有成竹的第一个回应。《海国图志叙)开章明义道：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志叙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简洁语言对《海国图志》作了高度的命题概括后，即指出学习西方必须首先从洞悉夷情开始(这就清楚地回答了学习应从何处入手的问题)；还指明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战胜西方的辨证关系，从而就把向西方学习这一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加以理论化了。这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历史提交的第一份振兴近代中国的理性化答卷。
《海国图志》初问世时，不少中外报道即以为这是林则徐与魏源合著之甚或竟以为是林则徐“主持编写”的。例如1845—1847年出版的《中华丛报》(第14卷－16卷)就报道说：“这部不寻常的大作，……只有这样一位钦差大臣才能写得出来”。它们并以此证明“被贬黜了、流放了、还再三被传说已经死了”的林则徐“还活着”。它们评价说，《海国图志》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但“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书可以与之比拟”；它表明“像林则徐这样一位达官显贵，毕竟是开始研究起外国来了。他的榜样已引起了许多同僚的仿效”，因而，“不管这第一步迈得如何小，但毕竟是一件好事的开端”。也正是出于这个缘由，1847年9月‘出版的《中华丛报》介绍说，美国人从上海弄到一部1844年出版的50卷本，就立即“被几位朋友(陈胜舞认为可能是与该报有关的美、英、德人)当作一件奇物来传阅”，随后，它又“落入一位法国绅士手中，继而流传到欧洲去
关于《海国图志》的作者问题，林永俣先生在《论林则徐组织的的（多辶）译工作》一文里引《中华丛报》和德庇时等人的看法说，外国人早以《海国图志》系林则徐所著。外国人的根据有两点。其一，《海国图志序)首先就申明：“《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其二，《海国图志》的《筹海篇》，根本就是林则徐所著；因为那是论海防的政策，即“以守为攻，以守为款，用夷制夷，畴司厥楗”。如果不是像林则徐那样具有海防的知识及办理洋务的经验者，是写不出来的。
此外，林永俣先生还在上述文章里提出四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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