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明辨是非荣辱 践行“八荣八耻”
作者：王文承
一、正确理解荣辱观
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首先就得弄清楚什么是荣辱观。
荣辱观早就存在，荣辱之心人皆有之。人们自发的零散的荣辱心，经过条理化系统化的加工提炼，就成为荣辱观。荣辱观是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是非观、善恶观、美丑观紧密联系，相互支持促进，彼此渗透贯通。在一定意义上讲，是非观、善恶观、美丑观集中表现为荣辱观，荣辱观很大程度上包含前三观。它在人生价值观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荣辱观是人们在依据一定的思想道德标准进行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荣辱观念的总和，回答什么是荣，什么是辱，以何为荣，以何为耻，以及怎样获得光荣、荣誉和避免耻辱、羞侮等问题。它以知荣明耻、扬荣抑耻、求荣拒辱为追求和依托，表明人们对国家、社会、群众、工作、生活、名利、人生等的根本看法、态度和立场，引导人们辨是非，察善恶，明荣辱，知荣而为，知耻而不为，做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荣辱观直接关系到人格尊严、名声、气节，左右人们的言行，制约、影响社会风气和社会进程。荣辱观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继承性与革新性的统一。社会上各民族、阶级、阶层和集团都有自己的荣辱观；每个时代都有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荣辱观；执政者总是维护和贯彻自己的荣辱观。历史上相继出现过多种荣辱观，其中有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之分。在社会上起积极作用的乃是先进的正确的荣辱观。
二、知荣明耻、求荣拒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精神动力。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具有丰富内容，主要包括精忠报国的坚定立场，兼济天下的宽阔胸怀，和平和谐的处世哲学，团结统一的政治追求，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公正诚信的思想品德，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自力更生的顽强意志，敬业乐群的办事风格，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等等。这些优良传统反映了中国人世代相传的人生价值观、道德观和荣辱观，凝结着无数古圣先贤、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对是非善恶荣辱的判断、追求和践行。正是它们支撑和推动了我国历史的发展。
中国素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历来注重道德伦理和思想品德修养；中国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伦理文化。古代思想家明确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在个人思想品德修养中，古代思想家把荣辱观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肯定它是“德之大端”，认为“不知荣辱，不可以为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荣辱有大小重轻之分，事关国家、民族利益的荣辱大于和重于一人一家的荣辱，“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盂子最早将“荣”和“辱”同“仁”联在一起，他说：“仁则荣，不仁则辱”。老子指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在老子看来，世人缺乏本心的修养，把宠辱看得太重，患得患失；如果人们能忘了自我，哪里还有什么惊恐忧患?最重要的，是以“贵身”、“爱身”的态度去“为天下”，如此方能宠辱不惊。荀子发挥儒家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思想，认定“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故君子苟能无以利害义，则耻辱亦无由生也。”荀子还提出区分“义荣”和“势荣”、“义辱”和“势辱”这四个概念。在他看来，因为行为丑恶而受到的侮辱叫“义辱”；因受到有权势的人无端凌辱而得到的侮辱叫“势辱”；因为德行美好得到的荣誉叫“义荣”，靠权势地位而得到的荣誉叫“势荣”。荀子说：“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而不可以有义荣，有势辱无害为尧，有势荣无害为桀。”这分明是一种张扬道义的荣辱观。
古人讲荣辱，常常突出一个“耻”字(耻辱、羞耻、羞恶)，形成一种耻文化或者说“耻观”。他们强调：“知耻近乎勇”；“耻于不善，才能至于善”；“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等等。同一般人相比较，执着追求仁义道德的君子和士大夫(士)更必须知耻，一定要有鲜明强烈的羞耻心和正确的耻观。古代思想家对此作了大量论述，诸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耻有其辞而无其德，有其德而无其行”；“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土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在崇尚道义的儒家看来，知耻明辱和道德修养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待义(正义)和利(私利)。“有人于此，羞善行之不修，恶善名之不立，尽力乎善，以充其羞恶之性”，于是成为“君子”、“贤者”。反之，“有人于此，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以充其羞恶之性”，于是成为“小人”、“不肖”。他们严厉谴责那些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人是“厚颜无耻”、“寡廉鲜耻”的“无耻之徒”，而为“君子所不齿”。正是这样的荣辱观，激励着一代代人克己奉公，乐善好施，见义勇为，积善成德，建功立业。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古代思想家不仅从个人品德、为人处事的角度，而且从治国安邦的高度去思考、论述“荣辱”尤其是“耻”的问题。众所周知，孔子推崇德治，主张实行“仁政”。儒家所讲的“德”，主要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其中的“耻”是十分重要的道德范畴。孔子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他看来，执政者选择何种治国方式，必须优先考虑使民众“有耻”还是“无耻”这件大事。管仲有一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言下之意，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使老百姓“仓廪实”、“衣食足”，进而“知礼义”、“知荣辱”。管仲把“耻”视为维系国家政权的四条大绳(“四维”)之一，宜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张，国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对管仲这个论断，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作了一番发挥：“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而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而在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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