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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为何要发动襄樊战役

作者:何 堤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关羽亲率大部分荆州军团北征驻扎在襄樊地区的曹军曹仁所部,利用连日暴雨汉江溢水之机,“水淹七军”,果断发起猛列攻击,斩庞德、擒于禁、困曹仁,使困守樊城的曹军陷入绝境。后因东吴与曹魏勾结,背叛吴蜀抗曹同盟,趁关羽重兵北伐,后方空虚之机,袭夺关羽在荆州的大本营;加之,曹军援军赶到,关羽未能攻克襄樊,反使自己陷入魏吴军队的夹击中,最终导致荆州丢失,关羽军团溃散和关羽本人也被东吴军队捕杀的惨剧。史称这一过程为“襄樊战役”。
  关羽为何要发动襄樊战役呢?有人认为,关羽“自作主张擅离驻地,出兵襄樊”,“在错误的时间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1]但笔者的观点与之恰恰相反。
  
  一、策应刘备集团对新夺取汉中地区的巩固
  
  汉中位于今陕西省西南部,北依秦岭,南屏巴山,是益州的北部屏障和门户,汉中西边的阳平关则是益州的关隘。若益州方面拥有汉中和阳乎关,既可闭关自守,确保益州的安全,又可据此向东西北三方拓展;若北方做人攻克阳平关,占据汉中,则可避开米仓山和大巴山的险阻,沿嘉陵江谷地深入蜀中,故汉中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刘备入蜀之初,对汉中重要地位的认识是不足的。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率领十万人马西征张鲁;七月,张鲁败退巴中,曹军遂占南郑。蜀人闻曹操已攻占汉中和南郑的消息后十分震恐。蜀将黄权向刘备进宫:“(蜀)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2]刘备这才认识到汉中的重要性,遂以黄权为护军,率领诸将去巴中迎接张鲁,以便连手收复汉中。然而,此时的张鲁已返回南郑,投降了曹操。这样,局势对刘备更为不利了。如果曹操趁势率部继续南下,兵锋直指成都,那么,对刚刚占据成都的刘备无疑是凶多吉少。不过,曹操并未继续南下而是留下夏侯渊和张郃率领部分曹军镇守汉中后,自己领军返回北方。对此,谋臣法正力劝刘备乘机“举众往讨”[3]夺回汉中。建安二十三年,刘备亲自率领法正等人率部进军汉中,开始了与曹操争夺汉中的汉中战役。该战役初期,刘备领军作战失利,损兵折将,便急令坐镇成都的诸葛亮发益州兵驰援。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在汉中定军山大败曹军,接着屯兵阳平关。同年三月,曹操率领大军自长安出斜谷与刘备进行汉中决战。刘备军则“敛众据险,终不与交锋”[4],与曹军相持数月,拖得曹军官兵病的病,逃的逃,死的死。曹军陷入欲进不能,欲还可惜的处境,最终迫使曹操在同年五月领军撤出汉中,返回长安。刘备终于得到汉中。
  由于汉中地区先后经历了张鲁的长期管辖和曹操近四年的统治,近期又遭遇数次大战,民众受到极大的伤害,汉中经济也受到严重破坏,撤到长安的曹操对汉中仍是虎视眈眈,故而刘备在汉中的统治是不稳固的。为了巩固刘备在汉中的统治,防止曹操卷土重来,确保蜀地长久稳定,刘备令关羽继续进行襄樊战役也是必然的。
  总观关羽统兵坐镇荆州的十年,未曾有过擅自大规模用兵的历史。即便是建安二十年发生孙权袭夺关羽所辖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事件,关羽也没有擅自用兵而是待“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5]后,才领兵三万进驻益阳与东吴鲁肃所部对峙。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了襄樊战役,无论是用兵规模、时间跨度,还是影响程度均大大超过关羽以往的军事生涯。如说这样的一场战役是关羽擅自所为,显然缺乏逻辑性。
  襄战役也不是一次孤立的战役。从发动时间看。襄樊战役与汉中决战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紧密相关的。再就是,关羽领兵来到襄樊前线后,刘备还派特使费诗前来向关羽授予前将军称号和假节钺特权。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授命关羽发动襄樊战役,二是希望和鼓励关羽打氟这场战役。如果说关羽发动的这次战役是擅自的且背离了刘备集团的建国方略,打乱刘备的部署,那么,特使费诗为什么没有劝止呢?退一步说,即使费诗不能劝止,也会急报刘备统帅部,由刘备责令关羽退兵。由此可见,关羽奉命策应巩固汉中而发动襄樊战役是肯定无疑的。事实也证明,襄樊战役确实起到减轻汉中前线蜀军压力和巩固刘备汉中统治的效果。因为,曹军于禁、庞德所部和徐晃所部都是从汉中前线调往襄樊地区的。最后曹操也不得不在建安二十四年十月率部从长安返回洛阳,汉中的威胁基本解除。
  
  二、为了进一步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方针
  
  赤壁之战后,随着刘备集团占据荆州和益州,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的跨有荆益的战略方针已初步实现,但离《隆中对》所设想的兼有荆益的方针仍有相当的距离。因为《隆中对》中所说的荆州是指当时被刘表占领的南阳、南郡、江夏、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和竟陵等八郡;而此时刘备集团占领下的荆州仅限于南郡的南部和江南的零陵和武陵两郡,地域狭小,人口较少,物产也不丰富,与益州的交通联系不便,且又处于曹操和孙权的半包围之中。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变,不要说实现《隆中对》所提出的两路北伐,复兴汉室的既定方针,就是求得关羽军团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是有一定困难的。曾经长期居住在襄樊附近隆中的诸葛亮对襄樊的军事战略位置以及对整个荆州的影响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因而才在《隆中对》中为刘备集团提出“北据汉沔”[6]的方针。其实诸葛亮所说的“北据汉沔”就是北据襄樊。
  襄樊位于汉江中下游,由汉江分割开的襄阳和樊城两座城镇构成,其地理条件优越,水陆交通条件便利。从陆路看,有驿道由襄樊北上,经新野、宛(今河南南阳)可到中原的洛阳,即《隆中对》给荆州关羽军团指定的北伐路线;往南,也有驿道经宜城、当阳、江陵,可到汉寿(今湖南常德)。从水路看,沿汉江、沔水而上可至西城三郡和汉中,顺汉江南下可达夏口(今湖北武昌),进入长江,然后溯江而上可去江陵、秭归,进而入蜀;如顺长江而下又可到达建业(今江苏南京),故襄樊的军事战略地位十分突出,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刘备在汉中刚一得手时就急令驻守秭归的孟达所部迅速北上,一举夺得西城、房陵和上庸三郡,接着又命令关羽率部发动襄樊战役。这样,襄樊战役就更具如下特别意义:
  一是可将汉中、西城三郡和襄樊连成一线,将蜀汉的北方防线整体北推进,形成一个能便于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持的荆益战略根据地。这样一来,如汉中战事吃紧,荆襄蜀军可通过汉沔水路迅速增援;若襄樊有事,汉中及西城三郡和江陵、公安的蜀军也可很快赶来支援;如江陵、公安—旦遭到攻击,襄樊的蜀军则可水陆同时并进南下驰援。
  二是可将曹操的势力压退到黄河以北,为日后“逐鹿中原”奠定基础。建安二十四年,当关羽率部向襄樊曹军发动猛攻时,黄河以南的曹魏管辖区便发生了“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门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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