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与敦煌结缘的四大文杰
作者：顾炳枢
一、最早的敦煌文化研究学者：叶昌炽
叶昌炽，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和金石家，知识渊博，国学深厚，尤长金石、版本及方志，著述甚多，学术地位和名望都很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53岁的时候，被朝廷委任为甘肃省府学台，在甘肃呆了4年。在任期间，叶昌炽在教育和文化方面政绩显著，同时孜孜于自己所喜欢的国学和金石文物收集研究，多有斩获。
叶氏上任之时，正逢莫高窟藏经洞刚刚发现两年。当时，莫高窟道士王圆篆偶然间发现的藏经洞的遗书，“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很是轰动。时任敦煌县令的汪宗瀚，与王圆篆同是湖北人，有一定交情，所以王圆篆就送了他一些经卷和画像。汪宗瀚又转赠一部分与叶昌炽，使他喜不自禁。叶昌炽发现这批敦煌遗经和绢画非常有学术和艺术价值，于是提议将藏经洞遗书运往省府兰州保管，得到省府的赞同。但后来，此事又搁置下来。原因是当时交通不便，驮运这批文物从敦煌到兰州一千五六百里路，需要五六千两白银的巨额费用，政府无以筹措，只好作罢。但谁曾想到，这一耽搁，竟造成藏经洞遗书大部流失国外的历史悲剧!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叶昌炽考证和学术研究活动的进行。在与敦煌县令汪宗瀚相识后，二人来往频繁，他又得到更多敦煌文物。其中经卷有《大般涅椠经》、《大般若石经》和《开益经》等。叶昌炽对经卷的墨色、纸张、内容、书写字体和笔法，进行了悉心的考证和研究，发现这些敦煌卷子都是珍贵的唐代写本，“笔画古拙，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他指出，当时传世的日本海舶本佛经，正是与敦煌写经同出一源的唐人经书。他把这一重要论述，写入自己的著作《语石》稿本中。
叶昌炽还先后从汪宗瀚和敦煌另一文人王宗海处，得到3幅莫高窟佛教绢画像。他经过研究，认为，《水陆道场图》色彩剥落虽严重，最初的丹黄已多处变为暗黑色，“惟笔墨出于俗工，尚不甚古，极早为明人之笔”。依据画面上所题供养人“节度使曹延清”和“乾德六年”的题记，他断定《水月观音像》乃北宋时作品，系节度使曹延清一家的供养之作。此外，他对《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像》，也作了详细的考证研究。
叶昌炽在陇4年，留下的惟一遗憾是没有能亲赴敦煌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卸任东归后，他听到斯坦因劫去敦煌文物29箱、伯希和劫去1500多卷敦煌遗书的消息后，心情复杂，懊，降自己在学台任上，没能敦促甘肃省政府把这批珍贵文物保护下来。在那以后，他对敦煌文物的生存状态格外关注。他与人合办《敦煌学通讯》，传递和交流敦煌文化信息；还在自己的《语石》和《缭督庐日记》两书中，对藏经洞文物文献最初的流失情况，做了记述，引起世人关注。
二、最早呼吁保护莫高窟的人：李丁陇
李丁陇，祖籍甘肃陇西，生于河南新蔡，青年时在上海美专从师刘海粟学艺，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后被刘海粟誉之为“第二‘八大山人”’。他一生以长卷巨作著称于世，尤爱敦煌艺术。他曾历尽艰险，步行数千里去敦煌探宝，写下一段至今乏有人知的传奇故事。
李丁陇是1938年辗转香港到敦煌的。他每天在洞子里临摹壁画均达七八个小时。由于他长期营养不良，晒不上太阳，又没理过一次发而变得又瘦又小，面色污黄，须发纷乱，满身虱子，形销骨立，活像个乞丐，当地人因此传言“庙里住了个‘野人’。”(李丁陇后来作画一直就用“野人”诨号落款)。他坚持临摹到次年5月，整整8个月，靠达摩面壁的那种苦行精神和对艺术的极至精诚，完成了宏大浩繁的《极乐世界图》临摹草稿和一百多张单幅画，还有不计其数的飞天、藻井和佛手图案以及大量草图。
1939年8月，李丁陇回到西安，不久举办了“敦煌石窟艺术展”。高2米、长15米的《极乐世界图》巨幅长卷和近百幅精美的单幅临摹画，在艺术界引起轰动。李丁陇在敦煌亲眼看到被伯希和、华尔纳等人切割盗取了精美画面的大量残墙破壁以及莫高窟无人管理，洞子不断在进沙在坍塌在遭受人为破坏的情况……而当地政府官员却不管不问，感到非常难过和育心。他试图通过办展览以宣传呼吁，让人们知道敦煌的宝藏，敦促政府采取措施赶紧保护。1941年初，李丁陇又到成都和重庆办了展览，并与张大干相识。受其影响，张大干产生了当年也去敦煌的打算。
在办展的同时，李丁陇四处呼吁，多次上书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及文化委员会采取措施保护敦煌文物，但没有回应。他又给于右任、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要员写信，仍不见反应；后与张大干谋划共同呼吁，通过国民党要员周伯敏(于右任的外甥，懂书画)，劝说于右任亲赴敦煌进行了实地考察；加之中央通讯社摄影记者袁丛美与重庆《大公报》的配合呼吁，国民政府终于在1943年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
1944年，李丁陇再赴敦煌，对第一次临摹的画进行了仔细的复核和编号，又临摹了—批新作。至此，莫高窟大部分价值较高的壁画，李丁陇都临下来了。1946年，李丁陇在兰州再次举办临摹壁画展，西北最高军事长官朱绍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爱国将领冯玉祥、文豪郭沫若等众多达官名流，欣然为展览题贺，劭力子等要人也在《民国日报》上刊文谈保护之事。影响日大。1948年李丁陇又应邀在南京和上海等地举办了展览，使敦煌艺术在大江南北远播声名。
三、有功子建立“艺研所”的人：张大千
国画大师张大千，对敦煌艺术也是渴慕已久。1941年春，他带着儿子张心智、侄儿张彼得、学生肖建初和刘力上等人，离开成都，取道兰州，乘一辆油矿运输车到达敦煌。
张大千自己最初也没想到，他在敦煌莫高窟工作的计划一改再改，延长了再延长，竟呆了长达3年。是莫高窟丰富的艺术宝藏，挽留了他。当他来到莫高窟的第二天，就带人清理已经坍塌和毁损的洞窟门廊，然后—个洞窟一个洞窟地进行踏勘。他为了系统科学地了解和整理洞内文物，在熟悉了各洞情况的基础上，还对洞窟做了编号。此前，伯希和也做过，代号为“旷；但张大干认为不够完备和合理。他重新规划和设计，按从南到北的顺序编了309个号，代号为“C”。新中国成立后，敦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