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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为何要将李白杜甫并称为“李杜”
作者：子 规
一、共同的思想，相近的性格
李白与杜甫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相近的性格特征。李白早年就迫切要求“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出蜀后，曾在湖北安陆寓居约十年之久。这期间，他不断上书给安州李长史、裴长史，荆州长史韩朝宗等人，渴望积极入世，参与政治，但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其中，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写给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韩朝宗的《与韩荆州书》，堪与员半千《陈情表》，王泠然《与御史高昌宇书》、《论荐书》等神采飞扬的干谒美文并肩媲美。他在这篇自荐书里说：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幸愿开张心颠，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李白是文大气纵横，豪情炽盛。他充分相信自己的才能和声誉，要凭借它去直取功名，而不像一般士人一样去走科举之路。天宝元年(742年)，当他接到唐玄宗召他进京的诏书时，不禁得意地放声高歌：“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他还在《将进酒》里大声歌唱：“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曾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诗里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里说：“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里说：“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李白只有傲骨，没有媚骨。他在天宝三载(744年)“恳求还山”后所写《梦游天姥吟留别》里的最末两句就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唐才子传·李白传》还记载了在朝中李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李白《与韩荆州书》)，“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的故事：
尝大醉上前，草诏，使高力士脱靴。力士耻之，摘其《清平调》中飞燕事，以激怒贵妃。帝每欲与官，妃辄沮之。……白浮游四方，欲登华山，乘醉跨驴经县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无礼!”白供状不书姓名．曰：“曾令龙中拭吐．御乎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宰惊愧，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旁若无人。
王谠《唐语林》卷五也记有李白在朝中抵忤权贵的故事，说李白去谒见一位宰相时，“封一版，上题曰：‘海上钓鳌客李白’。宰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风波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线，明月为钩。’又曰：‘何物为饵?’白曰：‘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宰相竦然。”
上述《唐才子传》所记(当据唐人韦睿编《松窗录》及孟棨《本事诗》而来)和《唐语林》所记，在新旧《唐书》里也有相近叙述，虽说颇有些传奇的意味，却大体与李白的个性特征吻合。
杜甫在固守长安十年期间，坚持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理想，虽然屡屡受挫，壮志难酬，却依然意志不灭，其“一结高绝”：“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同上)，将诗人一腔豪情壮志写得冲横决荡。
杜甫亦同李白一样以狂傲名世。他年轻时“以雄才为己任”，裘马轻狂，凌绝顶而小众山，自比“横杀气而独往，梢梢劲翮，肃肃遗响”(杜甫《雕赋》)的巍巍大雕；至老则以狂夫自称。他在成都草堂寓居时曾作《狂夫》诗说：“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日唐书·杜甫传》记他在成都时竟借酒醉大瘫于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剑南两川节度使严武的床上，“登视武曰：严挺之(按严武之父)乃有此儿!”杜甫平时“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旧唐书》本传还说杜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其实就是说杜甫具有当时诗人的普遍气质：怙才自傲，壮浪纵恣，任性不羁，高旷不群，敢说敢为。杜甫“并不自以为是文质彬彬的圣人君子。” [1]他在《寄题江外草堂》诗里就坦诚地说：“我生性放诞”；在《宿凿石浦》诗里说：“鄙夫亦放荡”；在《壮游》诗里说：“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他天宝十二载(753年)于长安潦倒时所作的《醉时歌》更是激烈轩昂，悲慨豪放，横扫台省衮衮诸公、儒术孔丘，大张诗人意气、才子风流：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
……
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相如逸才亲涤器，予云识字终投阁。
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
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郭沫若说，读杜甫这首歌，“痛快淋漓，仿佛在读李白的作品。”[2]
《新唐书·杜甫传》说杜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事，高而不切?”虽然略而贬义，但却透露出唐人何以会将杜甫与李白并称的一条根本原因，即他们都是素有经世济国抱负的理想主义者，都同样自信自负，激昂青云，任性率真，豪放不羁，热烈地鼓吹和张扬作为人存在于社会的永恒价值——人格、理想、个体精神、生命张力与青春浪漫气息。李白与杜甫用他们的歌唱展示出人文主义的唐代的最可宝贵的价值之所在。所以，今人也十分赞同李、杜并称，将他俩视作“盛唐气象”的双子星座。
二、一样的忧国，一样的忧民
杜甫在唐代诗人中，是忧国忧民，特别是忧民恤民的典范(这一点论者甚夥，此不赘言)。而李白诗歌虽然多数可归入浪漫主义的范畴，但其主旨也有歌颂爱国主义、抨击社会腐败的一面，这是必须正视的。何况李白也有不少诗歌属于现实主义题材。它们热切地关注国运民生，深刻地反映人民苦难，其《丁都护歌》为这方面的代表作。歌云：
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贯。
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