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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莱辛访谈录
作者：邓中良 华 菁／译
在准备录音设备的时候，她说：“这个地方够吵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还是在一排房子后面的花园里面。”她指了指对面凯瑟琳·赫本住的公寓房，聊了会这个城市。她在伦敦住了近四十年了，可还觉得“那个城市里的一切都还那么的特别！”她在别的时候还说过更为让人吃惊的话，她说：“那些高楼的庞大体积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这一点我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她谈到了自己在5岁之前曾在英国呆了半年，她说：“我认为孩子们应该多出去走走。带着孩子出游非常好，对孩子们很有帮助。当然对于父母来说可能就很麻烦了。”
采访是在花园天井里进行的。她头发花白，中分往后梳了个小发髻，身着一条短裙，穿着长筒袜，一件宽松的衬衣外面罩了一件夹克，和她书籍封面上照片很像。由于最近不停的奔波，所以她看起来有点疲惫。她的声音很有力同时又很有乐感，她的语言既幽默风趣，又辛辣尖酸。
托马斯·弗里克，1988年
本文译自1988年《巴黎评论》小说的艺术 No.102，采访人托马斯·弗里克。
问：你出生在波斯，现在的伊朗。你的父母是怎么到那里的？
莱辛：当时我的爸爸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他就不能再忍受英格兰了。他发现那里出奇的狭窄。那些士兵们在战壕里经历了太多了，他们不想回家也待在像战壕一样的地方。于是他要求他的银行把他派到别的地方去。他们就把他派到了波斯。在那里，我们有了一个很大的房子，还有供骑乘的马。那里充满了乡野气息，非常的漂亮。不久前有人告诉我那个城市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因为那里曾是一个有着美丽建筑的古老市场。没有人注意这一点，那么多的东西都被毁掉了，我们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他被派到了德黑兰，那是个非常丑陋的城市，但我妈妈却非常高兴，因为在那里她变成了使团机构的成员，她非常珍视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那里每天都有晚宴，我的爸爸很讨厌这些。他又随机构回去了。于是1924年我们回到英格兰，去参加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帝国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在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的）。南罗得西亚的展台堆了好多的玉米棒子和玉米穗子，横幅上写着“五年内你就能致富”之类的废话。于是我那富有浪漫主义想法的父亲就回家收拾了行李。他因为在战争中腿部受伤了，所以有一笔抚恤金——不是太多，大概五千英镑的样子——他就带着这些钱和家人一起去了那个陌生的国家当农民去了。他小时候是在科尔切斯特长大的，那时候那个地方还只是个很小的镇，因而他过过农民孩子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他会选择去南罗得西亚。他的故事在当时来说并不新奇。倒是我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的。但是在我写《什卡斯塔》的时候，我才发现有好多受过伤的退役兵在那里生活，英国的、德国的都有，这一发现着实让我很吃惊。他们都受过伤的，而他们又都和自己的另一半一样，很幸运没有死在战场上。
问：可能我们的越南老兵也和他们差不多，回来后不能适应社会。
莱辛：人们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是很难再适应这个社会的。那对他们来说要求太高了。
问：你最近在《格兰塔》（Granta）杂志发表了一篇回忆录。从题目来看，是关于你妈妈的，可是从某些方面来看更多的是关于你父亲的。
莱辛：嗯，你怎么能把他们分开来呢？她的一生，他们经常这么说的，完全奉献给了他。
问：读到关于他的黄金预测、他的远大抱负、他的冒险部分的时候，真让人觉得很吃惊。
莱辛：嗯，我的父亲，他是个很了不起的家伙。他是一个非常不实际的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战争。他只是远离社会，疲于应付。我妈妈是所有事物的组织者，而且把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
问：我觉得他的黄金预测还是挺有科学性和创新性的。
莱辛：他认为，只要你知道方法，预测哪里有黄金或其他的金属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看来，这个想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他就一直做实验。我在一个叫作“黄金国”（Eldorado）的故事里写到了他，故事是以一种演讲的形式写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黄金的国家，小金矿俯拾皆是。
问：所以那还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莱辛：是的，农场主们总是在车里放一个锤子或平底锅，以防不时之需。他们回来的时候经常带回一些金矿石，当然这些矿石上也就那么一点点金子。
问：你小的时候身边有很多讲故事的人么？
莱辛：没有……非洲人讲故事，但是我们不被允许和他们在一起。这是非洲生活中最不好的地方。我的意思是，我本来可以拥有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但作为一个白人女孩，我只能对这样的生活望洋兴叹。现在，我参加了英国一个被称为“讲故事学院”的组织。大概三年以前有一些人想复兴讲故事这个艺术形式。他们做得相当好。但问题在于——我只是一个赞助者，只参加了几次会议——人们一想到讲故事就会联想到笑话。所以他们有点心灰意冷了。还有些人把讲故事看成是一种交心心理治疗组，总有一些人想讲他们的个人经历，你知道的。但是大量的真正的讲故事的人被吸引过来了。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些来自非洲。他们是传统的故事讲述者，或是力图抢救正在消亡的故事的人们。就这样，这个组织还一直持续着。讲故事这一形式还活在人世，是很好的（遗产）。每当伦敦或其他什么地方有故事集会的时候，观众总是非常多的。人们没有去观看《达拉斯》，而是来听故事，那的确是让人感到惊奇的。
问：回到伦敦时的感觉怎么样？我记得J·G·巴拉德第一次从上海回来的时候，觉得非常不舒服；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非常小气而落后。
莱辛：噢，是的！我感到非常受拘束，灰蒙蒙的而且很潮湿，所有的东西都显得很封闭和保守。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到处都很漂亮，但是过于做作。我想像不到有哪一寸的英格兰风景没有被刻意安排处理过。我想不到哪里还有什么野草。
问：你有没有要回到非洲神秘大地的强烈冲动？
莱辛：嗯，我不会在那样的地方生活的，我为什么要呢？那里不可能还像我过去在的时候那样。三年前我回到津巴布韦——她在两年前刚刚获得独立。如果我回去，我一定只能回到过去，那是非常肯定的。我在当下唯一的一项功能就是作为一个象征物。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是“改造好了的本地女孩”。在白人的殖民政权里我是一个坏人。人们对我没有一句好话。你不知道他们把我想像得多么坏。不过现在我“好了”。
问：是不是因为你对黑人的态度而被认为是坏人？
莱辛：我反对白人政权。那里有颜色隔离政策。“颜色隔离”这个短语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我和黑人接触的唯一机会就是和仆人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晚上九点的宵禁令，你很难和黑人保持一种正常的关系，而且他们生活在赤贫之中，而你则不是。
问：在《格兰塔》杂志上的那篇回忆录中有你儿时的形象，拖着枪到处乱转，打猎什么的……
莱辛：嗯，那个时候那里有很多猎物。但是现在却很少了，一个原因就是白人都把它们猎杀光了。
问：在这些早期的日子里你有成为一个作家的渴望么？你提到过经常把你的写作藏起来不让妈妈发现，因为她总是对那大惊小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