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性、家庭、理想与精神崩溃

作者:薛 华




  2007年10月11日,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尘埃落定,87岁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获此殊荣,因为她作为一位“女性经验的史诗诗人,以怀疑、激情和想像的力量对一个分裂的文明加以审视”。
  在此之前的数次诺贝尔文学奖出炉之后,往往授人以“政治考量”之柄,此次评委们端出了莱辛这位才高望重的老太太,想必多少可以消弭大家对这个久负盛名的奖项的歧见。尽管如此,瑞典学院的评委们还是没能彻底摆脱政治思维的影响,在颁奖辞中特地提到了莱辛的代表作《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并说这部作品“在20世纪描写两性关系的作品当中是开创性的”。当评委们这么说的时候,他们当然也考虑到莱辛的作品在内容上对时代生活和女性生活经验的深入挖掘,以及在形式上的创造性的试验,然而他们脑海中恐怕也考虑到很多两性政治的内容:两性冲突、分裂的世界或者女权主义。这一思维既反映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政治神经运作的连续性,同时也折射出人们心目中素来对莱辛的定位——伍尔芙之后、几乎与之齐名的女权主义作家。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莱辛本人对“女权主义作家”这个封号嗤之以鼻。在她看来,《金色笔记》表达的不是什么女权主义的内容,它的主题是“精神崩溃”。
  在当代的文学评论与批评中,似是而非的说辞无处不在。在许多热衷于女权主义理论的人眼里,女性作家往往就是女权主义作家,而一谈起伍尔芙、莱辛这样的女作家,总有给她们扣上一顶“女权主义作家”的帽子的冲动。但究竟莱辛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她浩繁的著作试图告诉我们点什么?让我们透过她的生平和作品来看个究竟。
  
  “我想到的只是逃避”:莱辛的生平
  
  艰难的时世往往可以造就出色的诗人,这样来看莱辛的生平境遇大概最恰当不过了。1919年10月,当小多丽丝在波斯(现在的伊朗)呱呱坠地的时候,一战的硝烟才散去不久,但英国和德国这两个野心勃勃的欧洲大国依然在彼此觊觎着,还在等待一场更猛烈、更残酷的决战。大英帝国的威势不再像19世纪末那么不可动摇,尽管她依然拥有大片的殖民地,但是这些殖民地不久就要纷纷向她提出独立的要求。英国曾经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也已日渐衰落,她的臣民们也不得不和欧洲大陆上其他国家的许多人一样流落海外,期望在异国他乡开辟出一片辉煌的天地。
  多丽丝的父母都是英国人。她出生时父亲已经在一战战场上落下了残疾,瘸了一条腿,正在帝国波斯银行担任小职员,她的母亲早些时候则是一名护士。这对年轻夫妻为非洲殖民地广袤的土地所吸引,毅然携带幼女,不远万里来到罗得西亚(即今天的津巴布韦),开田辟地,建起了一块一千余英亩的庄园。尽管小多丽丝的母亲很好地适应了当地的艰苦环境,并且试图在那片荒蛮之地上建立起她心目中的爱德华时代的文明生活,但她的父亲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那片偌大的庄园最终也没能带给他们足够的财富和理想的美好生活。
  家道既艰,多丽丝的母亲愈发为子女的教育犯愁。在她看来,要想女儿成人后通情达理、行止得当,就得在她小的时候高标准、严要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苦口婆心的妈妈制订了严格的行为、卫生准则,以此规范多丽丝的日常。许多年以后,多丽丝回忆起儿时的生活,觉得其中没有多少欢乐,却有颇多苦楚,这大概和她严厉的母教不无关系吧。到了上学的时候,多丽丝被送到当地的一所修道院学校。然而在那里,修女们动辄便以地狱和诅咒来恫吓她。年龄稍长以后,多丽丝被送到首都索尔兹伯里的一所女子高中就读,然而此时的多丽丝已经无法适应那里的学习和生活,于是13岁的她便早早结束了学生生活。
  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莱辛说不快乐的童年似乎可以造就小说作家,尽管她当时“并没有想过要成为作家”。她说,当时“我想的只是逃避,一直在想”。作为逃避的方法之一,多丽丝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那些从伦敦寄来的书籍,广泛涉猎了狄更斯、司各特、史蒂文森、劳伦斯、司汤达、托尔斯泰以及妥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在睡觉的时候,她常常和弟弟用自己的语言去演绎那些故事。
  同样为了逃避她的母亲,多丽丝15岁便离开家去做护士。她的雇主经常借一些社会与政治方面的书籍给她看,而她的妹夫却常常钻进她的被窝,偷鸡摸狗地吻她几下。“那个时候,”多丽丝后来这样写道,“我常常陷入到对情欲的热望中。”莱辛的作品常常流溢着直露的、自然而然的对性的迷恋,这大概与她少女时代异乎寻常的性经历不无关系。
  1937年,多丽丝搬到索尔兹伯里,在那儿做了一年的电话接线员。次年,她便与弗兰克·维斯德姆(Frank Wisdom)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她觉得家庭主妇的角色会把她毁了,于是离开了弗兰克以及他们的孩子。不久她加入了一个左翼读书俱乐部,并与俱乐部的核心人物格特福拉德·莱辛(Gottfried Lessing)结了婚,并产有一子,但这段婚姻后来还是以破裂收场。
  此时的莱辛虽然身处非洲殖民地,却对共产主义抱有浓厚的兴趣,同时对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殖民主义深恶痛绝。但是,随着对苏联的状况、尤其是斯大林主义了解的不断深入,以及对扰乱不安的时代的不断反思,莱辛于1954年终止了与共产主义组织的一切联系。
  1949年,莱辛携带幼子阔别了她度过二十余年青春岁月的津巴布韦回到伦敦。此时她方过而立之年,但已经有了两次不幸的婚姻,随身相伴的除了她最小的儿子,便是那部名为《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的小说手稿。此后,她的绝大部分时间就作为一位独立的“自由女性”,在伦敦以写作和文学活动度过。
  
  “描写时代精神和道德风气”:莱辛的主要作品
  
  尽管莱辛在殖民地曾经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但让她在当代文坛崭露头角、并且奠定她职业作家地位的作品,却要算那部《野草在歌唱》。作品从一个神秘的谋杀案入手,以倒叙的方式表现了女主人公玛丽的一生境遇,既对下层白人殖民者寄予了同情,也对惨无人道的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无情的鞭笞。
  莱辛随后出版的《这是老酋长的故乡》(This Was the Old Chief’s Country, 1951)、《马塔·葵斯特》(Martha Quest,1952。这部小说是“暴力下的孩子”系列小说的第一部)以及短篇小说集《五》(Five: Short Novels, 1953),都是以其所熟悉的早年生活环境为背景,描述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与此前西方作家描写殖民地的作品不同的是,莱辛的这些作品一洗那种居高临下的吉卜林传统,不是把殖民地的真正主人描写成被征服的、劣等的种族,也不再是那种“一半像鬼,一半像小孩”的可恨可怜的形象,在莱辛的笔下,非洲殖民地的土著居民非但有其独特的民族传统和生活习俗,同时也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有着他们自己的爱恨情愁。
  同一时期出版的《渴望》(Hunger,1950)带有鲜明的19世纪现实主义的风格。它讲述的是殖民地中一名憧憬着所谓“白人的城市”的少年离家出走,终于来到梦寐以求的城市,却不慎误入歧途,落入一伙以盗窃为生的犯罪团伙中,最终被送进了监狱的故事。小说通过现实主义的外部描写和心理刻画,或摹写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殖民地独特的自然景观,或表达殖民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或批判白人对土著居民的歧视与压迫。这部作品很快被翻译到苏联和中国,对当时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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