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谈审判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作 杨振同 译
［注释：①本篇随笔译自2005年12月19日《纽约客》。②指2005年12月16日。］
这样一来，看到对我的审判被大肆渲染，就多少有些令人尴尬了。我只是非常清楚：我所请教过的大多数伊斯坦布尔的朋友们仅仅是由于一本书，仅仅是由于他们所写的东西，有些时候就遭受了比我严苛得多的审讯，许多年都荒废在庭审案件上。尽管我生活在一个利用一切机会敬重帕夏、圣人和警察的国度，却从来拒绝敬重作家，直到他们在法庭上耗上几年，在监狱里呆上几年，但是我不能说，如果我受到审判，是不会感到意外的。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我的朋友笑笑说，我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了”。不过当我说出那番招来麻烦的话的时候，并不是要寻求那种荣誉。
去年2月，我在接受瑞士出版的一家报纸的采访时说：“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三万库尔德人曾在土耳其遭到杀害。”“除了我没有人敢谈论这件事。”我接着抱怨说，在这个国家谈论这些问题是犯禁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的许多亚美尼亚族人据说因为反对奥斯曼帝国而遭驱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沿途遭到杀害。这在世界上严肃的历史学家当中是一般常识。而土耳其那些外交官出身的发言人仍坚持认为，死亡人数要低得多，那次屠杀算不上是种族灭绝，因为那不是系统杀戮，在战争期间，亚美尼亚人也杀了许多穆斯林嘛。然而今年九月，伊斯坦布尔三所令人尊敬的大学不顾国家的反对，联合各界力量举行了由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允许发表土耳其官方所不能容忍的观点。从那时起，九十年来第一次就这个主题展开公开讨论——尽管第301条的幽灵还在作祟。
倘若国家准备好了，要下这么大的力气不让土耳其人民了解奥斯曼帝国时期亚美尼亚人的遭遇，那真够得上是一条禁忌了。而我的这番话引起愤怒，也配得上是禁忌了：形形色色的报纸发起了仇恨我的攻击，一些右翼的（不一定是伊斯兰教徒）专栏作家走得更远，甚至说应该让我永远“沉默下去”；一群又一群的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组织集会和示威，抗议我的背叛行为，甚至有人公开焚烧我的书。我像我的小说《雪》里面的主人公卡一样，我发现我感受到了，由于政见而不得不离开自己喜爱的城市一段时间，是什么滋味。由于我不想加入这场论战，我连听都不想听，刚开始，我保持沉默，沉浸在一种奇怪的羞耻感中，躲开公众，甚至还躲开我自己的言论。后来，一个省长命令焚烧我的书，等我回到伊斯坦布尔之后，西什里区的公共检察官开始接手指控我的案件，我发现我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人物。
对我恶意诽谤的人，他们的动机倒不仅仅是出于个人恩怨，他们也不是单单对我表示敌意；我已经知道，我的案子是一个不仅在土耳其，而且在全世界都值得讨论的问题。这部分是因为我相信，玷污了一个国家的“名誉”的东西并不是讨论了该国历史上的黑点点，而是根本不可能展开任何的讨论。但是还因为，我认为在当今的土耳其，禁止讨论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亚美尼亚人的问题就是禁止言论自由，而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连的。对我的困境的关注以及慷慨支持的姿态，虽然给了我安慰，但是每当我发现自己夹在我的国家和国际社会中间，有时候还是感到很不自在。
最困难的事是解释一个正式承诺加入欧盟的国家，为什么要监禁一个作品在欧洲非常著名的作家，以及它为什么觉得有必要（正如康拉德所说的）“在西方人的眼皮底下”，上演这么一出戏。这一自相矛盾的话恐怕不能简简单单地解释为无知、嫉妒或者是无法容忍吧，而且这还不是惟一自相矛盾的地方。一个国家坚持认为，土耳其人可不像他们的西方邻国人，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民族，是做不出种族屠杀这样的事来的，而民族主义政治团体却对我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死亡威胁，对这样的一个国家，让我说它什么好呢？一个国家抱怨，它的敌人在全世界散布它有关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遗产的错误报道，而它却起诉和监禁一个又一个作家，因而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一种可怖的土耳其人的形象，这个国家后面的逻辑是什么呢？当我想到，国家曾征求那位教授对土耳其少数民族的看法，他写出了一份没能讨好他们的报告，就遭到起诉；就在我开始写这篇文章，开始写您现在正在阅读的这句话，中间这一段时间，又有五位作家和记者根据第301条遭到起诉。当我想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就想象，福楼拜和奈尔瓦尔①这两位东方主义的教父，会把这些事件称之为咄咄怪事，而的确也是如此。
［注释：①杰拉德•奈尔瓦尔(1808—1855)，19世纪法国诗人。主要作品有《火姑娘》(1854)和《奥雷利亚》(1855)，以扣人心弦的浪漫主义旋律，表现了对于如梦似幻的理念世界的执着眷恋和憧憬。］
我认为，这说明，我们所看到正在展开的这部戏剧并不是土耳其所特有的奇异而无法理喻的戏剧；相反，它表达出一个全球范围的新现象，这一现象我们不仅仅是终于承认了，而且不管有多么缓慢，我们现在都必须解决了。近年，我们目睹了印度和中国的经济腾飞，其速度令人惊骇。在这两个国家，我们也看到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这些人成了这一转变的一部分，但我认为，不到我们看到他们的私生活在小说中得到反映，我们是无法真正了解这些人的。您不管把这些新的精英阶层叫做什么——叫非西方的资产阶级也好，叫暴富的官僚阶层也罢——他们像我自己的国家的正在西化的精英阶层一样，感觉到，要使得他们新获得的财富和权力合法化，他们就有必要遵循两条孤立的而显然是水火不相容的行动方针：首先，他们必须采取西方的套话和态度，才能使他们迅速集聚的财富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由于已经创造了这样的知识的需求，这时他们就毅然承担起了教导国人的责任。当人们指责他们蔑视传统的时候，他们就挥舞起刻毒而褊狭的民族主义大旗予以回应。像福楼拜这样的外部的观察者所称之为“咄咄怪事”的纠纷，仅仅是这些政治经济计划及其所造成的文化渴望之间的冲突。一方面，要急急忙忙地加入全球经济，而另一方面，愤怒的民族主义却把真正的民主和思想自由看作是西方的发明。
V•S•奈保尔是最早描写后殖民时代无情、凶残的非西方的统治精英们私生活的作家之一。去年五月，在韩国，我遇到了伟大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我听说，他说过，他的国家的军队在侵略朝鲜和中国期间所犯的丑恶的罪行在东京应该公开讨论，此言一出，他也遭到了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攻击。就在明天的小说家们准备讲述这些新的精英阶层的私生活的时候，他们毫无疑问希望西方批评他们国家给言论自由所设置的种种限制。然而，这些日子，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谎言以及有关联邦调查局私设秘密监狱的报道，严重破坏了西方在土耳其及其他国家的可信性，所以，要让像我这样的人在我所属的世界上为真正的西方民主提出有利的证据就越来越困难了。（特约编辑孟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