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当代美国文学一瞥

作者:斯文.伯克茨




  斯文 · 伯克茨(Sven Birkerts),美国著名评论家,1974年毕业于密执安大学。1984至1991年任哈佛大学阐述写作班教师,后在本宁顿学院和爱默生学院任美术硕士专业教师,现为《Agni》杂志编辑。著有《顾坦伯格挽歌:电子时代的阅读命运》(The Gutenberg Elegies:The Fate of Reading in an Electronic Age),这部作品以警世之笔道出受各方崇奉和着迷的资讯科技大跃进所带来的偏离,并指出电子时代的简便与快捷牺牲了沉思与自省。另有传记《我的天蓝色交易》(My Sky Blue Trades:Growing Up Counter in a Contrary Time)和三本小品文集、四部文学与写作教材。在过去的17年里,伯克茨在《哈泼斯》、《亚特兰大月刊》等杂志上发表几十篇文章,并获得几项著名的国家奖,其中包括古根海姆研究奖、利拉 · 华莱士读者文摘基金奖,以及国家书评界最佳评论奖提名等。
  编者
  
  多年从事文学批评,我发现一个最有趣的现象,由于我经常被邀请重访某位作家,或重新思考文学的发展,通常我会感到我的情趣和爱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从前我认为我的那些主题会像木乃伊一样不朽,现在居然也有所改变。最近又有人邀请我对新千年的美国文学——小说和诗歌作一个简要的评价,这再次生动地证明了我的观点。
  我始终是一个劳累过度的机会主义者。首先我重读了自己恰好在十年前写过的一篇综述性的反思文章,题目是《室内的人才》(The Talent in the Room)。当时写那篇文章的用意与现在的用意十分相似:提醒人们注意文学领域的主要趋势和人才。我本希望至少能保留前文的基本结构和框架,可是我一开始阅读这篇东西时便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不知怎么的,当我把目光投向每位作家的前景活动时,他们的背景却相当稳定地展现出来,而且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在早先写的那篇文章里,我试图对诺曼 · 梅勒(Norman Mailer)1959年发表的《评估——对室内的人才迅速而昂贵的看法》(Evaluations——Quick and Expensive Comments on the Talent in the Room)和汤姆 · 沃尔夫(Tom Wolfe)1989年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的富有煽动性的文章《潜随十亿只脚的动物:新社会小说的文学宣言》(Stalking the Billion?鄄Footed Beast:A literary Manifesto for the New Social Novel)等两篇文章中的论点发表些议论。那时我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代美国小说正处于退避的状态。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家发现自己无法有效地应对急剧变化的后现代电子社会,他们大规模转向较简单的社会生活情景。长篇和短篇小说家不但没有接受城市的信息文化,而且采取简约或宏观的手法表现乡村和小城镇题材。
  在诸多的作家中,我选择了拉塞尔 · 班克斯(Russel Banks)、 理查德 · 福特(Richard Ford)、安 · 泰勒(Ann Tyler)、安 · 贝蒂(Ann Beattie)、 威廉 · 肯尼迪(William Kennedy)、 约翰 · 厄普代克(John Updike),休 · 米勒(Suc Miller)和乔伊斯 · 卡罗尔 · 奥茨(Joyce Carol Oates)等,并把他们放在这个语境中进行研究。这些作家都强有力地描述了美国的生活,但是我认为他们没有人致力于描写我当时认为是中心的题材。当然,也有些例外,主要包括唐 · 德利洛(Don DeLillo)、托马斯 · 品钦(Thomas Pynchon)、罗伯特 · 斯通(Robert Stone)、理查德 · 鲍尔斯(Richard Powers)、 保罗 · 奥斯特(Paul Auster)、托尼 · 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保罗 · 韦斯特(Paul West)等。我认为他们的作品与这些社会转变的振颤产生了共鸣。但是即使把这些例外考虑进去,我对文学整个的评价还是谨慎悲观的。
  
  新一代的崛起
  
  在我写《室内的人才》那篇文章以来的十多年里,文学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并使我感到振奋,尽管这一变化更多的是通过逐渐的变化和替换实现的,而没有以革命暴动的方式实现。年轻的人才逐渐走向成熟——他们的情感更多地在新的、后现代的思维方式中得到培育——在很多情况下老一辈作家正在把他们长期占据的公众注意的中心位置让给年轻人。
  我认为文学界最大的变化就是雄心勃勃的新一代作家的崛起,这一代作家即刻对社会的全景产生了冲动,使自己的创作与我们集体进入的数种语言混合的超复杂信息文化时代和谐一致。这些作家中最知名的是乔纳森 · 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他的小说《改过自新》(The Correction)是关于生活在中西部地区的兰伯特家族两代人的故事,该小说采用多层次叙述,表述清晰,在2001年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保持了许多个月。作者时刻向严肃的读者证明在我们这个什么都“后”的时代里尊重碎片式的复杂生活,也能讲述一个吸引人的好故事。
  在像弗兰岑这样四十岁左右的一代作家中,备受批评界重视的还包括多产、博学的理查德 · 鲍尔斯。他在《耕耘黑暗世界》(Plowing the Dark),他的第七部探索虚拟世界(数字激励的“现实”)含义的小说之后,2003年又出版了《我们歌唱的时代》(The Time of Our Singing)。该书是一部关于庞大的混血家庭的家世小说,它将音乐、种族政治和理论物理等融合在一起。还有杰弗里 · 尤金尼兹(Jeffrey Eugenides)曾创作了一部反映两代人之间忧虑的经典之作《处女自杀》(The Virgin Suicides)。他的最新小说《中性》(Middlesex)(2002)把复杂的历史片段与阴阳人进入成年的痛苦相结合。对许多年轻读者来说,戴维 · 福斯特 · 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一直是表现支离破碎和文化错位的新时代精神特征的旗手;他的长篇巨作《无限诙谐》(Infinite Jest)(1996)是标志性著作,其对读者的影响不亚于几十年前托马斯 · 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而他最近刚刚发表的短篇小说集《可怕男人的简短访谈录》(Brief Interview With Hideous Men)将读者带入一些令人感到不安的、着了魔的人物性格中。
  稍年轻些的人才有里克 · 穆迪 (Rick Moody)。他的创作包括短篇小说《魔鬼的信仰》(Demonology)、长篇小说《紫色的美国》(Purple America)和回忆录《黑色的面纱》(The Dark Veil)等不同的文学类型。还有年轻的美籍非洲小说家科尔森 · 怀特海德(Colson Whitehead)。他在一部描写电梯安全检验员紧张不安的离奇古怪的小说《直觉者》(The Intuitionist)问世后,以小说《约翰 · 亨利的日常生活》(John Henry Days)加入了最大化(maximalist)的队伍。该作品对当今种族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嘲讽,与媒体天花乱坠的宣传大相径庭。戴维 · 埃格斯(David Eggers)以几年前出版的一部充满活力的小说与回忆录杂交作品《一个惊人天才的伤心之作》(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该书将个人忏悔的冲动融入小说无约无束的叙事。
  A · M · 霍姆斯(A.M.Homes)、乔安娜 · 斯科特(Joanna Scott)和海伦 · 德威特(Helen DeWitt)等三位妇女作家都决心表现家庭鸽巢(陈旧的俗套仍然存在)之外的事情,她们在创新和反映时代精神方面与男性作家不相上下。虽然她们都没有像爱丽丝 · 西博尔德(Alice Sebold)创作的《爱骨》(Lovely Bones)、珍妮特 · 菲奇(Janet Fitch)的《白色的夹竹桃》(White Oleander)和安 ·帕克(Ann Packer)的《从克劳森桥墩上跳水》(The Dive From Clausen’s Pier)那样取得普遍成功,但有趣的是她们的小说都以表现刻骨铭心的损失为前提。
  
  国际主义的视角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显著趋势性变化是把国际主义的视角和题材注入文学的主流。在中国出生的长、短篇小说作家哈金(Ha Jin)在《等待》(Waiting)和最近出版的《发疯的人》(The Crazed)中为描述中国文革时期开辟了新的途径。美籍乌克兰人阿思考尔德 · 梅尔尼西库克(Askold Melnycrzuk)的《死难者的使者》(Ambassador of the Dead)生动地描述了浮现在两个美籍乌克兰人家庭生活中受压抑的二战恐怖症。而萨拉热窝出生的移民亚历山大 · 海蒙(Alexsandar Hemon),短篇小说集《布鲁诺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Bruno)的作者,在他的小说《默默无闻的人》(Nowhere Man)中表现了生活在今日芝加哥的萨拉热窝年轻人的今昔生活。李昌日(Chang?鄄rae Lee)在小说《手势生活》(A Gesture Life)中微妙、戏剧性地表现了韩国出生的日本人在美国的生活,和他如何躲避他过去的鬼魂。普利策奖获得者裘姆帕 · 拉依里(Jhumpa Lahiri)和朱诺 · 迪亚兹(Junot Diaz)两位年轻的作家分别在《释病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和《溺水》(Drown)中运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探讨了美籍印度人和美籍多米尼加人之间由于种族分离所造成的复杂摩擦。
  从阿瑟 · 菲利普斯(Arthur Phillips)的《布拉格》(Prague)和乔纳森 · 萨弗兰 · 福厄(Jonathan Safran Foer)的畅销书《照亮一切》(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中可以感受到同样的创作冲动,虽然它们是通过相反的视角来表现的。这两部小说都是从美国人在国外生活和旅行的有利位置上探索其他文化中的生活。菲利普斯通过一群移居海外的美国人的经历,事实上不是在布拉格,而是在布达佩斯(小说开的一个小玩笑),反观我们最近的文化时期:福厄描写一个年轻的美国旅行者(名叫乔纳森 · 萨弗兰 · 福厄)在乌克兰与祖先的过去发生碰撞的事。
  这些发展与继续存在的强大文学主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诸如理查德 · 福特、维廉 · 肯尼迪、休 · 米勒、沃德 · 贾斯特(Ward Just)、安德列 · 迪布斯III(Andre Dubus III)、彼德 · 马西森(Peter Matthiessen)和菲利普·罗思[他最近出版的三部曲《美国的田园风光》(American Pastoral)、《我同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婚姻》(I Married a Communist)和《人类的污点》(The Human Stain)成为过去十年的一项重大的成就]等作家的作品中美国现实主义仍以不同的形态在延续。安妮 · 普罗克斯(Annie Proulx)和科马克 · 麦卡锡(Cormac McCarthy),以及约翰 · 厄普代克、维廉 · 沃尔曼(William Vollmann)等其他作家的作品在表现手法几乎同样“现实”,但在风格上却更加精巧、多样。
  作家的名单似乎永远不胜枚举。当普遍的类型在某一点上终止时,人们又开始列举那些独特的天才:罗伯特 · 库弗(Robert Coover)、戴维 · 马克森(David Markson)、玛丽 · 罗比森(Mary Robison)和乔治 · 桑德斯(George Saunders)是更坚定的实验文体家;保罗 · 奥斯特、保罗 · 韦斯特、马克 · 斯洛卡(Mark Slouka)、霍华德 · 诺曼(Howard Norman)、查尔斯 · 巴克斯特(Charles Baxter)、道格拉斯 · 鲍尔(Douglas Bauer)、乔纳森 · 迪伊(Jonathan Dee)、艾伦 · 库兹韦尔(Allen Kurzweil)、艾伦 · 莱特曼(Alan Lightman)、迈克尔 · 查邦(Michael Chabon)、马戈特 · 利夫西(Margot Livesey)、莫林 · 霍华德(Maureen Howard)、T.C.博伊尔(T.C.Boyle)和安 · 帕奇特(Ann Patchett)等善于讲与众不同、离奇的故事;帕吉特 · 鲍威尔(Padgett Powell)、刘易斯 · 诺旦(Lewis Nordan)、吉尔 · 麦科克尔(Jill McCorkle)、伊丽莎白 · 考克斯(Elizabeth Cox)、李 · 史密斯(Lee Smith)、南希 · 莱曼(Nancy Lemann)、巴里 · 汉纳(Barry Hannah)、唐娜 · 塔特(Donna Tartt)和埃伦 · 吉尔克里斯特(Ellen Gilchrist)都是代表特殊声音的南方作家。尼科尔森 · 贝克(Nicholson Baker)把普通的事情放大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因此在文学史上享有不同的位置,从他的第一部小说《夹楼层》(The Mezzanine)到最近出版的《一盒火柴》(A Box of Matches),作者把整个叙事都建立在清晨一个中年人在火炉旁的沉思上。至此我是否漏掉了什么人? 肯定不止几十人,甚至几百人。任何一个敢于写综述的人肯定都很难摆脱挂一漏万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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