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想起了熊彼特
作者：林 岗
从今年夏季起，全球经济景气突然亮起红灯，危机突如其来就在每个人的面前，媒体形容为全球“金融海啸”。我觉得，如海啸铺天盖地，资本主义从此完蛋，这倒未必。但是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金融制度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危机，是无可怀疑的。小布什幽默的形容，可以作为旁证，他在休斯敦筹款活动中说：“毫无疑问，华尔街是喝醉了。”全球金融的核心地仿佛一个醉汉，左右摇晃，歪歪扭扭，要耍酒疯了。华尔街喝醉了非同小可，在全球化的时代，别处喝高了可以，比如中环（香港金融街）啦什么地方“喝醉了”对我们影响不大。华尔街喝醉了，我们每个人都跑不了。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这个耍酒疯醉汉，早晚会把万里之外的我们搞得满身腥臭。君不见，最近一段时间，物价月月升。笔者所生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基本消费物价，早已比去年这个时候翻了一倍而不止。薪金好几年纹丝不动，实际生活水准，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隆重到来，已经步入了下行的轨道。
更有报道说，这次以金融危机为特征的经济波动是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诚哉斯言！美国最大的房屋按揭银行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全球保险巨头ＡＩＧ集团因资产贬值被政府接管，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中的贝尔斯登和美林被商业银行收购，而有一百五十八年历史的雷曼兄弟破产清盘。全世界有头有面的政府，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么“团结”，平日尔虞我诈，争夺利益，如今彼此呼应，一致首肯救市，纷纷慷慨解囊，拿出从纳税人手上征收来的税金，注入奄奄一息的金融体系。美国拿出七千五百亿美元，英国拿出五百亿英镑，欧元区拿出一万七千亿欧元，这些葡萄糖水对于数百年资本主义文明核心的金融体系的效用到底如何，还有待观察。不过，崩盘我想不至于，但经此一役，大伤元气总是免不了的。中国的经济特别是金融体系，当然还没有到华尔街那地步，但股市一年之内下挫超过百分之七十，楼市的好风光也不再来。报章舆论呼吁政府救市的声音此起彼伏。按照我们政府悄悄行动的“国情”，说不定早已布置出手救市了。
几个月来的经济变动，却使我想起了久违的熊彼特。这倒不是因为他的预言应验了，而是因为危机所显示的病兆，印证了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了解别有深刻性。我放下手头的功课，再次去图书馆找出他的大作阅读一过，就像探入一道无形的墓门，请出这位素未谋面的亡灵，做一次学问的请益。熊彼特看人类的经济活动，确实别有深刻之处，《书屋》的编辑说可以写点什么，承蒙不弃，所以就有我在这里唠叨几句。
有两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在马克思辞世的那一年出生，仿佛转世那么神奇，一个是凯恩斯，另一个就是熊彼特。拿马克思和熊彼特放在一起来讨论一下，非常有趣。熊彼特一生思想的总结性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第一篇，就是讲马克思的学说。盖因十九世纪起资本主义度过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高歌猛进期而进入一个成长与危机并存的时期，对社会和人类的前途抱有关怀的思想家，竭尽所能思考资本主义的命运，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马克思是这样，熊彼特也是这样。我们还记得马克思著名的“掘墓人”的说法：资本主义的推进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资本家疯狂追逐利润的同时，工人阶级也就挖好了资本主义的坟墓。在马克思的展望里面，由于他觉得剥削所造成的阶级鸿沟和工人的贫困化是不可克服的，如同癌症，剥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这个致命伤，它必将死于此症。马克思富有激情的社会诊断写在《共产党宣言》上，我们还记忆犹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然而，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马克思的预言不但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实现，而且在他过世后一百多年的现在也看不出能实现的迹象。他所寄予厚望的无产阶级在各工业化国家并不像“真命天子”。这个“掘墓人”并不想把墓挖好，他只想通过消极怠工的方法增加一点收入，从资方套取现利。因为“掘墓人”深知，墓要是挖好了，他也就失业了。有一份工作，总胜于孑然一身。马克思当年想象的劳资对抗性关系，逐渐演变成调和性的关系，而这种演变或许是马克思预言最大的“失算”。马克思观察现代社会，注重社会底层，以工人为社会变革的力量，熊彼特则不一样，注重观察整体的社会结构。他以为资本主义是一架上了发条的机器，不可能停下来。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社会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新形式”。换言之，现代社会存在的合法性便在于“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只要能在技术、制度、产品上创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便能存在下去。通俗地讲，现代产业制度的寿命便系于它的“创新职能”。而熊彼特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恒久地保持其“创新职能”，因为新东西也要旧下去，刚来的时候是新，过一段时间就成了旧货。当创新赶不上衰朽，资本主义也就活不下去了。
按照熊彼特的诊断，资本主义的危机来源于社会的上层。因为所谓“创新职能”，企业家当然是主要的角色，这些人的表现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命运，无论产品的研发还是组织管理，企业家都负有创新的主要责任。一旦企业家不能担当大任，企业作为社会细胞一个一个死亡，而整个社会也就随之衰朽。笔者以为，熊彼特对现代社会的观察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他对现代性求新求变认识特别深刻，人文学者多从启蒙、进步观来认识现代性，熊彼特则从现代产业制度挖掘到它的根源。无休止地渴求“创新”，确实不仅是一个思想观念的问题，而是现代社会基本社会制度的问题。与“创新”是任何产业组织的延续性命的首要问题一样，也是整体社会的管治者的正当性的来源。在这个意义上，“创新职能”在现代社会的意义，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第二，在确保性命攸关的“创新职能”问题上，企业家、管治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工人以及其他社会草根。换言之，社会危机是否到来，虽然有不以意志为转移的方面，但企业家和管治者的角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和马克思分道扬镳了。马克思以为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是工人阶级，而熊彼特把“创新职能”是否弱化系于企业家和管治者。社会的衰朽有可能是“创新”穷尽了，以至于创无可创；但也有可能是企业家和管治者不能准确判断时机，错失机会，以致他们所带领的航船沉没于波涛之中。平心而论，熊彼特对现代社会的解读，比马克思要更加接近我们观察到的经验事实。
不过，熊彼特毕竟离开这个世界将近一个甲子，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明显带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烙印。如今，不仅人事已非，连山河也不再依旧。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以及现代性的更多表现，也可以对熊彼特的学说作一番“增补”和“修正”。不是笔者狂妄，只为认识我们生活着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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