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说说家父吴奔星的一则“文革”汇报
作者：吴心海
《答“有人”——思想汇报之一》写于1967年9月，共六页，横格纸，圆珠笔复写，涂改不多，按家父的习惯，可以认定是已经誊抄过的稿件，也即是上交“革命造反派”或红卫兵的一份。
家父2004年逝世后，我为老人编辑纪念文集《别》的时候，看到很多人的文字说到家父的刚正不阿、爽朗和天真。父亲是湖南安化人，而湖南人素有“骡子”的称号，意思是脾气又硬又倔。在1957年，父亲响应党的号召，参加鸣放，明明知道“今天的肆言无忌，是将来的痛苦的根源”，却天真地表示：“我认为这种顾虑是对党的政策认识不够，甚至是对党的政策的歪曲”（见1957年5月21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吴奔星《协调党群关系的几点意见》一文）。结果，一番向党推心置腹的“鸣放”在换来三十元稿费的同时，也换来了一顶戴了近三十年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1927年即在家乡安化追随进步教师参加毛泽东发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后来又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民主与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并在国统区第一个把毛泽东诗词搬上大学讲坛的家父非常悔恨，悔恨一向追求民主、追求进步的自己“说错了话……湖南人的直爽性格，有啥说啥，不知留一些余地”，“滚进了右派的泥坑”。记得小时候，家父经常告诫我们兄弟姐妹不要乱说话，严防祸从口出。然而，从写于“文革”开展得如火如荼的1967年9月的《答“有人”——思想汇报之一》和1968年3月的《报告》上看，家父并没有吸取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及其后十年坎坷命运的教训，竟然还敢以文字向“革命造反派”、红卫兵们公然叫板，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捍卫自己拥有正常生活资料的权利，捍卫未成年子女的权利，难道他不知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道理吗？
从《答“有人”——思想汇报之一》及《报告》看，家父在非常时期对自己权利和尊严的捍卫，一方面来源于他直爽和倔强的性格，更重要的却是家父纵其一生而不改的“天真”：1957年参加鸣放时明明知道“今天的肆言无忌，是将来的痛苦的根源”，但仍然积极放言，不外乎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政策近乎虔诚的信任，是一种接近于幼稚的“天真”；而十年后的1967年和1968年，家父在“文革”中为和“反动学术权威”撇开瓜葛，为避免再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为维护自己合法的生活资料，为保护未成年子女遭受造反派的无端欺侮，挺身而出，只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生命难以承受之重太多太多，而他所寄托的全部希望所在，不过是他认为自己的所做所为“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这种虽九死而不悔的幼稚加天真，是家父那个时代很多在人格上正直，而在政治上天真幼稚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即便过了四十年后读之，仍不免让人潸然落泪。
答“有人”——思想汇报之一
有人说：“你是反动学术权威”
我是从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在改造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反动的学术思想，如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甚至修正主义的学术思想，但都是极其零碎的，并无体系，没有“一家之言”，因而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解放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什么人把我当反动学术权威看待。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不是他的什么“学问”在起作用，而是他的反动的学术地位在发生影响，迷惑一些人，欺骗一些人，有他的追随者、拥护者，成为反动学术流派或反革命的小集团，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所利用。如吴晗、翦伯赞之流，才是真正的反动学术权威。
“你是资产阶级教授，还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吗？”
不错。我充当了将近三十年的教授。但资产阶级教授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有一些可能是反动学术权威，但不一定都是反动学术权威。如果把两个概念等同起来，都要打倒或半打倒，那就必然违背“十六条”的规定，扩大了打击面，有走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可能性。
“你著书立说，错误不少，还想抵赖吗？”
不错，我写过几本不成样子的书〔1〕。由于没有学好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大家批判。我写的书，都是资料性质的参考书，所谓“述而不作”，人云亦云，并无个人创见，偶尔表示一点个人看法，也都不成体系，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不同意，哪里够得上什么反动学术权威！真正反动学术权威的著述往往被人引用，当作权威根据，从而产生恶劣影响。我的著述，引用过反动学术权威的言论，散布过毒素可能是有的，但从未被别人引用过，即此一点，就不够称为反动学术权威。
“你是高薪阶层，还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吗？”
不错，我的工资比一般的讲师、助教确乎高一点，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对我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和关怀〔2〕。不过，反动学术权威虽以高薪作为标志之一，但不能单从高薪一点着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工资高者未必都是反动学术权威。何况我的工资同京、沪一带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相比，低得太多。即此一点，也证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黑线的党内“走资派”，并没有把我当反动学术权威看待。
“反动学术权威有大有小，你是小权威！”
党内“走资派”倒是有大有小的，至于反动学术权威，是各个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不分单位或地区。既然被称作反动学术权威，就得从“权威”上着眼，我们总不太好说：小学有“小权威”，中学有“中权威”，大学有“大权威”。徐州是中小城市，没有“大权威”，就得揪出个把“小权威”来。“反动学术权威”是客观存在的，任何地方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产生的影响，总是波及全国的。如吴晗、翦伯赞之流。
有人说：“你是老右派！”
我不是“老右派”。我的“右派”帽子，已蒙党在六十一年国庆前夕摘掉了。
“你的右派帽子是前徐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走资派’于从文摘的，不算数！”
我的右派帽子是前徐州师院党委会报请前徐州市委摘掉的，并非于从文个人的行动〔3〕。如果只看个人，说于从文摘的不对，那么，我的右派帽子是前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串通她的丈夫、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4〕戴的。李敬仪和吴天石都是被揪出来的党内“走资派”，如果摘的不对，首先应该说是戴得不对，你同意吗？
“你改造得不好，不应该摘掉帽子！”
对，我的确改造得不好，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改造好了。但是，我没有重犯１９５７年那样的错误，同时也愿意活到老、改到老。我愿意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我的一切言论和行动的指南。如果要求改造得十全十美、白璧无瑕，才摘掉帽子，那就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就不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你说了许多错话，在教学中放了不少毒，应该重新戴上右派帽子！”
对，我说过一些错话，在教学中散布了某些不正确的观点，都证明我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改造得好。如果要求一个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在生活中、教学中完美无缺，未免标准太高一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出要改造所有的知识分子，就是有鉴于所有的知识分子并不都是一贯的完全正确。如果因为我平常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要给我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只要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我毫无怨言。不过，我坚信1967年决非1957年。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乘党整风之机，公开反党，所以运动的重点是帮助那些党内外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看，每次运动各有重点，这次运动是整“走资派”，并不是要把所有犯错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打成“右派分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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