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知识本位”下的无兵文化与“武士”的回归
作者：宋新夫 李 承
可是，在春秋之前，打仗却是贵族的职业，兵源之高贵往往令寻常百姓唯能望“兵”兴叹。贵族男子皆以当兵为荣。遇有战事，国君往往亲自挂帅出征，神州大地弥漫着雄奇壮烈的阳刚之气。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乏尚武、尚力，处处呈现阳刚豪放之“酒神”文化特征，但自从大一统的君主政制建立以后，“酒神”文化之精神便很快枯萎，乃至过早地泯灭。儒家文化中的“刚健进取”只是服从伦理道德的“德义之勇”，至于武夫所展现的匹夫之勇则根本不足挂齿。
一个民族的好兵传统既与经济息息相关，但更重要的，是由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以及制度安排所决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济，在这种文化生态中，养成了一种所谓的“日神型”文化精神：崇道德、尚礼仪、持中庸和戒暴力。军人职业这块生死之地极少被儒道文化提倡和关注，“好男”之所以不当兵，除了不愿与市井无赖之徒为伍之外，更与儒道文化“道德本位”价值理念息息相关，加之科举时代“知识本位”下的社会效应，世风贱武实属必然。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选官制度史，“士”与“仕”之间存在源远流长的亲和关系。读书即为入仕，“居官而求尊显”，“以一日之长求取终生之富贵”。与世官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不同，科举制第一次将“权力”与“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天性因素之间的纽带进行物理性肢解，视“学问”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准则。科举社会以“知识本位”作为价值依归，并逐渐呈现出“满朝朱紫衣，尽是读书人”的政治风景线，这自然而然使天下子民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人生信条，习武从军非好男儿之所为。草泽寒士依凭“知识”就能迅速挤入上层社会，而达官贵人的子弟亦需以“知识”平等参加科考谋取功名，毕竟缺少科第链条的维系，家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势必岌岌可危。社会从上至下莫不以读书为荣，加之科举中第可派生出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社会名誉等种种稀缺资源，实乃“一路通，路路通”也。正如《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所言：“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官、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说道：在中国，中举儒生的头上有一种“卡里斯马（Charisma）光环”，“及第者用他的考试成绩证明，他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有了‘神’意。做高官的人被视为是有神奇品质的人。他们自己可以永远保留卡里斯马的‘验证’，死后甚至生前成为礼拜对象。书写的东西和证明文件无论在哪里都有天生的神奇作用，使他们的印章和手迹都有了消灾灭病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能够延及考生的考试用品。……有官职的人和及第的候补官员，凭着神奇的卡里斯马和举荐他们的后台，在宗教的一切重大事务中，自然成为‘忏悔神父’和顾问”。马克斯·韦伯的论断在古代中国时时、处处皆能得到验证。在宋代真宗时期，殿试结束后，要把前十名进士的试卷另誊录一份，拿到先帝影像前焚烧，直到南宋仍保留此制。在民间戏剧、文学作品中，尽管个别官吏和儒生的“尊严”常常成为嘲笑的对象，但是，儒学教育本身的威信，在被近代受到西方教育的本阶层的成员破坏之前，在民众中一直坚如磐石。
与儒生头顶的卡里斯马光环相映衬的是考生社会地位的提升，即便是童生也会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封建士子一生中最关键最荣耀的莫过于进士及第，多年寒窗苦读，一朝名扬天下，进士头顶可谓是光芒四射。放榜之后，新科进士无一不尽情陶醉于美酒名花之中，社会各阶层敬之如神，各种名目繁多的喜庆宴席接踵而来，如曲江宴、樱桃宴、闻喜宴、月灯打球宴、关宴、雁塔题名……“知识”魅力在此时令华夏大地为之倾倒，新科进士的一言一行皆有如神授，全社会莫不顶礼膜拜。科举时代的“知识”，有如孙悟空脑袋上的三根毫毛，无所不能。知识的力量确如一匹性情冲动的烈马，“田舍郞”在知识的武装下，“贫穷”可在瞬间摧枯拉朽，“暮登天子堂”绝非神话。与之相对应，“功名”与“利禄”如影随形，进士、举人（包括秀才、老童生）的社会地位（甚至特权）与日俱增。而这对于本来就处于“四民”之外的“兵民”阶层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知识的“卡里斯马光环”照耀下，从军行伍只能算是“豪猪健狗”的“役夫之道”。在科举时代，书生是一切美德的最高代表，而当兵的只不过是流氓而已，也许他们力大如牛，可是不见得比牛聪明。“能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是对崇文贬武价值取向的形象表达，“衣冠之士，羞与武夫为伍，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一条广为民间恪守的祖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做了军时，别无活路头”。即便是那些身居高级武职的军将，“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燕，逐强藩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但与“状元及第”相比，依旧有天壤之别。所谓军功人士不过是鄙夫偏俾攀扶之途，根本无足轻重。在清代，甚至有官居二三品的武将亦遭普通举人羞辱，视若犬马贱役的事情发生。
因此，我们可以说，科举时代是“知识”缔造权威的时代，对典籍的阐释和对经书的熟诵是士大夫手中最雄厚的政治资本。一旦他们在这一知识体系内的权威地位通过科举程序得以确认，知识权威即刻向政治权威转化。隋唐以来，亚里士多德的至理名言“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在科举社会演绎得淋漓尽致。“知识本位”与“权力本位”的统一，在确保科举时代“君君臣臣有知识，朝朝代代有能人”的同时，却强化了崇文耻武的传统，使无兵文化发展到极致。
科举与行伍的尊卑高下，是传统文化尚文轻武价值取向的一种“显形”表现。隋唐以降，向上流动的晋身之阶主要有科举和行伍两种形式，但在常态状况下，对于行伍之路，士农工商之民只要有条活路，一般都不愿或不屑为之。无论是世代为官的官僚世家，还是广有资财的地主富商家族，哪怕是贫无立锥之地的布衣之家，稍有条件，无一不虚心向学以图幸进，而绝不会堕落于行伍之中，有兵而无地位的“无兵文化”想不繁荣都很难！武举始于武则天时期，自长安二年（702），凡文科考试之年，亦举行武科，此后历代皆设武科。由于“重文轻武”传统根深蒂固，致使武科应试者有时处于被人轻视的尴尬窘境。
科举制作为一柄“双刃剑”，它在为皇家集团源源不断地复制“饱学之士”之时，却强化了中国传统的“无兵文化”。近代以来，“兵”堪称最受社会瞩目的群体之一。自鸦片战争以降，“兵战”迭遭惨败，清廷百万大军非但与英法列强不堪一战，就连与“蕞尔小邦”日本交手也是一败涂地。无情的现实促使国人进行深刻反思，中国社会文化弊端的渊薮何在？从器物层面的武器装备到制度层面的军事体制，再到文化心态层面的军人精神，问题的根源渐渐浮出水面：兵无灵魂，国无灵魂，实为典型的“无兵文化”之国！梁启超在《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中坦言：中国有兵之形而无兵之神，有兵之人而无兵之魂，无魂之兵，犹如无兵。美其名曰“国之干城”的兵竟然没有灵魂，没有文化，甚至连起码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尊重也没有，这种扭曲的状况乃是传统“崇文贬武”褊至的结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国策派”著名人士雷海宗仔细“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亦得出结论：传统文化是“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故称之为“无兵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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