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东西方的两种伟大心灵景观
作者：刘再复 刘剑梅
刘再复（以下简称复）：把贾宝玉比作未成道的基督，只是个比喻，是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宝玉具有基督心肠，和爱一切人宽恕一切人的基督似的大爱大慈悲精神，并不是说，宝玉就是基督，所以我是留有余地说他还是“未成道”，离基督还远。但我至今仍然觉得，宝玉的情怀与基督的情怀相似得令人惊讶，这在中国真是难以想象。例如基督大爱覆盖一切，也覆盖敌人。基督没有敌人，连把他送上十字架的人也宽恕，你想，把铁钉钉进自己的手掌，把自己钉上十字架，这是何等的残暴，可是基督宽恕他，连这种人都能宽恕，还有什么不能原谅？不能宽恕？贾宝玉也正是这样的人，他没有敌人。贾环诬告他，让他差点被父亲打死，但他不怪贾环。贾环刻意用滚烫的油火弄瞎他的眼睛，虽未得逞，但烧伤他的脸，对此，宝玉也宽恕，不让王夫人去祖母那里告状，连想烧伤自己眼睛的人都能原谅，还有什么不能原谅？这不是基督精神是什么？基督的大爱不仅覆盖敌人，而且覆盖社会底层最没有地位的妓女，所以他制止人们对妓女扔石头。宝玉也是如此，他不像薛蟠那样嫖娼宿柳，但他把妓女也当人看。《红楼梦》中唯一的妓女形象是云儿，在冯紫英家的聚会上，宝玉也和她平等唱和，一点也无歧视。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平等态度。本来，这是基督才能抵达的精神水平，但宝玉抵达了。因此，把宝玉比作未成道的基督，并不牵强。但比喻总是有缺憾的。宝玉与基督又有很大差别。最重要的差别有三点：第一，基督讲拯救，宝玉则“闲散”（逍遥）。第二，基督是上帝之子，灵魂在此岸世界也在彼岸世界，宝玉原是一块多余的石头，通灵入世后只认此岸世界。基督是神，宝玉是人。第三，基督的十二弟子全是男性，自己也不近女色，宝玉则与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的女子全都相好，而且是少女的崇拜者。
梅：《红楼梦》一开始就讲“色空”，受释迦思想影响最深。宝玉的骨子里是“佛”，所以他自称“丈六金身”。因此，宝玉与基督的区别便是佛教精神与基督精神的区别。但佛教也讲救苦救难，为什么你说宝玉不讲拯救，只是逍遥呢？
复：佛教有许多宗派，大乘的重心是普度众生，小乘的重心则是自我修炼。《红楼梦》所呈现的佛教精神主要是禅宗的精神，尤其是慧能的精神。慧能很了不起，他实现了无须逻辑、无须实证、无须概念范畴仍有思想的可能。他的思想根本不是救世，而是自救。《六祖坛经》讲了那么多佛理，关键的一点是佛性就在自性中，不能靠救世主，只靠自己心中对佛性的开掘。说得彻底一点，是说“我即佛”，“佛即我”。我觉了，便是佛，我迷了，便是众，一切取决于自己，全部在于能否自看、自明、自救。宝玉也是如此，他不喜欢读圣贤之书，正是不指望圣贤的拯救，而是自己努力去守持赤子之心。他喜欢黛玉，正是因为黛玉从根本上帮助他守持这种生命的本真。贾宝玉的生活状态是“快乐王子”的逍遥状态。逍遥不是放荡，不是轻浮，不是什么都不思索，不关怀。他的逍遥是对功名的放下，是对权力和权力欲望的放下。基督放不下，但慧能放得下，宝玉也放得下，差别很大。但不能把基督与慧能变成势不两立的价值体系，两者可以相通。一个主张不能放下，是因为他想拯救；一个主张放下，是因为它想解脱。两者都有关怀，都讲慈悲。慧能提醒大家要放下教条（不立文字）、放下名缰利绳，放下妄念、执著、分别和各种欲望，这是对人生要义的根本性提醒，是对生命价值的根本性导引，他要我们放下的终成虚空的妄念、烦恼、幻相和一切沉重的外在之物，并不是要我们放下良心和赤子之心，反之，恰恰是要我们提升生命，提升心灵。宝玉的心灵为什么那么单纯，那么可爱，就是他无师自通地懂得该放下哪一些不该放下哪一些：秦钟病了，他放不下；晴雯病了，他放不下；秦可卿、尤三姐、鸳鸯死了，他为什么那样悲伤、痛苦，就是放不下。他的关怀何等之深。
梅：宝玉的“情”非常丰富，但这种情，并不是占有，而是关怀，是对他周边人的关怀。只是他没有力量拯救他人，只能关怀与同情，这也是大爱。
复：前几天我们讨论《红楼梦》的精神内涵包括“欲”、“情”、“灵”、“空”四维。欲和情的最大区别是欲指向利己，情指向利他。钱穆先生说，欲讲收入，情讲付出，方向相反。不能“付出”，不能给人温馨的关怀，算什么情。无论是亲情、爱情、友情、世情，都得付出，都得有对他人的关怀，宝玉的性情，正是这种老是牵挂他人的性情。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救赎，给人一点温馨和火光，可能就会重新点燃起生活的信念，这种拯救意义也是深邃的。
梅：1991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旁听李欧梵教授的课程时，看你能认真地阅读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这部著作我也读过，写得很有文采，也进入许多根本性问题，尤其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差异问题。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把贾宝玉这个“新人形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梅思金公爵作了比较。刘小枫以其基督教的神圣价值尺度来看贾宝玉和《红楼梦》，给予许多尖锐的批评，不知你是否支持这种批评？
复：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我确实认真阅读过。其中比较曹雪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章，我更是阅读多次，并认真思索，刚才和你谈论救赎与自救，心里也想着小枫的观念。有小枫的这本书和他提出的问题，我们才能深化对《红楼梦》的思索，这应当感谢他；我对荷尔林德的关注，也是得益于此书。二十年前的思路就这么的开阔，很不简单。尽管我也极其尊重基督教，但总是无法认同把“拯救”与“逍遥”视为绝对对立的两极，更无法认同用“拯救”的神圣价值尺度整个地否定庄子、慧能、曹雪芹的逍遥价值与“放下”态度。贾政以孔夫子为参照系，把宝玉视为异端，小枫则以上帝的神圣价值为参照系，把庄子、慧能、曹雪芹视为异端。我把《红楼梦》视为异端之书，是肯定异端；小枫把曹雪芹视为异端，是否定异端。庄、禅、曹雪芹虽然没有上帝偶像与神的偶像，但和基督一样，有对个体生命的衷心尊重。在对生命的尊重与护卫的根本点上，庄、禅、曹与基督教是相同的。当然，庄禅思想也有它的负面价值，尤其是后期禅宗所出现的犬儒倾向即狂禅妄禅等根本失去思想的严肃，但是也不能把基督神圣价值视为唯一的绝对的价值。中世纪严酷的宗教专制法庭，正是把神圣价值视为唯一的价值，把其他价值视为异端。
梅：刘小枫先生在书中好像也设置一个宗教法庭，把庄子、慧能、曹雪芹都进行了审判。
复：小枫是在论辩，在说理，不是在审判，但也有相当尖锐的批判。但他对中国文化精华确实批判得过于严厉，尤其是对《红楼梦》。还有一点，他对基督教文化，尤其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品中呈现的东正教文化，又过于肯定，缺少必要的批判与质疑。我非常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认为他和托尔斯泰是人类文学史上无可争议的两座巅峰。青年时代我醉心托尔斯泰，出国后更醉心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可能和我人生之旅中前期更关注文学的社会性，后期更关注作品的灵魂性有关。林岗和我合著的《罪与文学》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重要论述对象，也是在说明文学的灵魂维度。我们在论证中说，中国因为没有大宗教的文化背景，所以文学作品较多“乡村情怀”，缺乏“旷野呼告”，即缺少灵魂的诉说，所以也就缺少“崇高”风格和灵魂的深度。我们只是作客观分析，很少价值判断。我们还认为，鲁迅不能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忍从”是可以理解的。面对黑暗，面对压迫，面对苦难，总不能仅仅去拥抱黑暗，忍受苦难，总要有所抗争，有所不满，有所愤怒。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要人们忍受苦难，以为苦难正是通向天堂必要的阶梯，苦难的深渊正是地狱的出口。这一点鲁迅无法接受，我和林岗也无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