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阳春几曲和亦难
作者：云飞扬
（一）
狄马先生说：“有一种怯懦叫宽容”，其实反过来讲更为明了，即“有一种宽容叫怯懦”，有些怯懦是中国式的宽容，而有些宽容更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怯懦。而现代文明中的“宽容”一词却与怯懦无关，真正的宽容是对不同意见和生活方式的容忍和理解，是对公民合法权利的尊重和保护，而绝不是对不义和不公的逆来顺受。
读狄马之作，总让人想起目光如炬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剖析民族的生存环境和整体心理，发现真正的宽容是如此稀缺，而无谓的怯懦却随处可见，从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研读中国的历史，看到了其中的治乱循环，更看出了其中可怕的心理过程。那就是在我们的历史传统里，统治者对子民任意践踏和“瞒骗”，而民众始而出于自保的无奈而逃避，继而在失望和绝望的情绪累积中走向疯狂。鲁迅先生以老吏断狱般的眼光，揭示了顺民与暴民的两极两通。
宽容是离不开公平和正义的，两百多年以前，英国法律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曼斯菲尔德法官，对一个举国关注的黑人奴隶逃跑案这样宣判：“奴隶制度的状况是如此丑恶，以至除了明确的法律以外，不能容忍任何东西支持它。因此，不管这个判决造成何种不便，我都不能说这种情况是英格兰法律所允许和肯定的。因此必须释放这个黑人……每个来到英格兰的人都有权得到我们法律的保护，不管他在此之前受过何种压迫，他的皮肤是何种颜色。英格兰自由的空气不能让奴隶制玷污！”
一个民族整体的健康心理和正常的生存环境才是宽容之所以滥觞的根本。感谢狄马先生，他在一连串的举证和剖析中，让我们读懂了事件背后所蕴含的逻辑与意义。
（二）
“如果把一个社会比作一条大江大河的话，那么不宽容污染的是水流，不公正则污染的是水源。”与狄马的文章相呼应，经济学家卢周来提出了一个中国迫切需要面对的话题：“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公平话题很复杂，但卢周来先生力求以浅显并有趣的经济学实验为例，向我们传达关于“公平”的常识，强调公平是“至上的美德，最合乎人性的”。一个社会要充满生机和活力，必须把公平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平均主义不是公平，以特权争夺非分的资源更不是公平。卢周来先生有感于愈来愈大的贫富鸿沟，深切赞同“更多社会主义、更多市场经济”的主张。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正是他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冲淡甚而抑制了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血腥。因此社会主义所标举的公平正义的理念永远不会过时。
公平当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如果我们不去追求不可能的东西，那么就不会得到任何可能的东西。社会的公平，有赖于政府的公共政策在造成“机会平等”等方面的努力，所有的“游戏规则”要使置身其中的人获得起码的安全感。所谓“服务型政府”，其实质便是廉洁和公正。卢周来先生的文章立论中肯，正气昭彰，体现了知识分子可贵的理性和良知。
（三）
追求社会公平离不开民主政治。每次想起这个话题，总是感到沉甸甸的分量。应克复先生的文章《民主：内生与借鉴》，从不同的社会结构疏理了中西政治文化的发展史，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它能激发人们从深层次去思考问题。东西方国家都有过漫长的专制历史，而西方国家之所以率先以民主取代专制，与其封建社会独特的结构大有关联。日本、泰国等东方国家实行的君主立宪制，明显地是从西方引进的。不丹人民一向满意在开明国王管治下的生活，但近来辛格老国王却告诫人们：“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
社会上时常发出一种声音，即“中国老百姓的素质太差”，所以不适宜过民主生活。每次听到这种声音，我都纳闷很久：这些人究竟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民主从本质上讲是对“公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是要从根本上铲除权力为所欲为的恶之花。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统治极大地满足了当权者及其趋附者的支配欲，但权力的肆无忌惮却使民众饱受冤屈。所谓“民本主义”，实际上是用民和牧民。
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渴望权力，都不乏支配欲，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性中的兽性总是残留在进化的历程中。遏制它的爆发，只能靠在理性精神指引下的制度安排，用权力来约束权力。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坦然面对人性的幽暗面。任何掩盖和粉饰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四）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与时间较量。当二十世纪的壮阔波澜已成过眼云烟时，再回首，我们方能用平常心去衡量已经逝去的时光。冷眼的看待需要距离，否则会有过多的情绪干扰我们的判断。逝者已矣，来者可追。上个世纪的世界，留下了太多的话题、亮点和暗点，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丰富的常识。透过世间纷繁的现象，我们看到一个本质的世界：失望和焦虑不可避免，但更多的是希望和理想。
朱尚同先生的大作《在理性的天平上告别二十世纪》既是启示录，又像宣言书。他祈望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们，都会珍惜用一个世纪的时光筑就的发展基石。的确，在世纪转换的节点，人类期盼伟大的飞跃。在上世纪，文明的成果是那么辉煌灿烂，但人类最深重的罪孽也在那里流淌。洗刷人间的罪恶和悲情，不仅需要忏悔，同样需要阳光、理性和宽容的救赎。二十世纪的灿烂和辉煌像一个燃烧的火把，需要我们用热烈的情感去添薪助燃，更需要我们用理性的眼光小心守护。否则，天火能够照亮人间的道路，也能焚毁人类的家园。二十世纪凝聚的丰富常识，同样需要我们用敬畏的心态对待之，高深的真理固然可贵，但常识更能温暖和呵护我们的心灵。
（五）
在《书屋》的作者中，蔡蓬溪先生是引人瞩目的一位思想者。他有很好的政治哲学之训练，对未来充满理性的期待，但同时又对民族的历史充满敬意。他对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描绘，对中国先人文明创造的礼赞，乃至对山水田园诗意生活的向往，都展现了他对文明进程的通感和通识。他看似拙朴高古，实则睿智明达。我最欣赏他的《从现代性的迷失中反思封建主义》，文中的一段话尤为精到：“启蒙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西化，而是一个复杂的多元主义工程。统而言之是用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双重地启蒙民众。”
文明不是飞来峰，它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矗立起来的。关于“封建主义”，我们过去往往限于作政治化的图解，而缺乏文化意义上的审视。在国家的现代化显得那么迫切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浮躁和短视中，有意无识地将“封建主义”时代的文明弃之如敝屣。历史之于一个民族，就像记忆之于一个正常人的大脑。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失忆的人会是一个健康的人。所以我们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当民族的记忆被惊人割裂的时候，会呈现出价值取向的紊乱和精神上的无根性。媒体上众多的笑话和闹剧正源于精神无根性导致的荒疏。失忆和无聊无疑是一对孪生姐妹。
中国先人伟大的文明创造绝不是“专制主义”一语可以概括的。我们曾经有过精彩绝伦的学术经典、文学艺术和工艺机巧，这笔丰厚的遗产本有滋养现代人的丰富营养，但却远未与活着的中国人产生心灵上的契合。当大众为追求“速度”和增长身心交瘁之时，很有必要反观一下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活节奏、诗意想象和文明成果。这样做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想一想在不断翻新的名词术语背后，实质上的文明进步是否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各种指标的生活质量是否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提升？蔡先生说，诗意的无功利性的生活最适合人性，人类终将会从严重偏离而回归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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