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小帘灯火屡题诗”
作者：王耀文
——引自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
中国的历史确实有过它的黄金时段，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中叶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清代康乾盛世。只是这样的辉煌与荣幸并不曾留给南京。历朝历代的南京也盘桓缭绕过帝王气象，但终究难以善始善终修为正果，顶多只能落一个偏安一隅的半壁河山。往事不可谏，作为过来人回眸历史，总觉得自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来，南京就不可能再被选作都城了。
提起历史总难免惆怅。再久远的历史都不必说了，偃蹇多难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天生不合北地风水，民初那段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北平，使先生伤透了心。他一方面把结束纷乱局面的愿望寄托于和中共联手，另一方面他又心烦意乱地想逃离北平。据史料记载，在袁世凯称帝后的第二天，他在紫金山一带狩猎。谁会想到此时的他居然立下遗嘱：“百年之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这是负气的举动还是神圣的选择？真是拆不穿的谶语，仿佛从此现代中国历史就成为只是为了完成这一寓言而展开的命定的不可逃避的旅行。
鉴于此，我们就该明白那虎踞龙盘与秦淮风月，大江东去与金陵脂粉，中山陵、栖霞山、灵谷寺、雨花台，以及孙楚楼边武定桥边乌衣巷钞库街里那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王谢燕子，在胜王败寇的历史铁律指戳下，将会发散出怎样的美学意味！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论述历史遗迹在人类文明语境中的审美功能时说得好：“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性灵的融会，神态的感触。”“无论是哪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河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平郊建筑杂录》）。纪果庵《两都集》里的金陵满目疮痍：“自经丧乱，更精华消尽；徒见诗人咏讽六朝，倦怀风雅，实则秦淮污浊，清凉废墟，莫愁寥落，玄武凋零！”
夕阳下的南京城一定曾无数次地打动过苏童、叶兆言他们。悠悠六朝古迹，再加上近现代风月风云的轮番涂抹，无言独化的南京城使他们的灵魂不得安生。他们于是辨识遗痕，悲悯苍生，独上高楼，拍遍阑杆，却不能扯起嗓门如京韵大鼓那般吼出“我的南京（北京）城啊——”这或许正是南京写作的尴尬，在现代中国文明的语境里。
就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生态结构与人文肌理而言，中国当代的城市文明只是作了一篇京海对峙的“双城记”。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写作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流话语”的代言人。上海是作为香港的他者而存在于大陆的，作为殖民地文化的产物，上海的影响在全国仅次于北京。事实上，建国以来权力话语对上海的渗透改造，其成效不甚显著。上海人对政治一向淡漠，骨子里布尔乔亚的优越感就像掩不住的狐狸尾巴随时就可以露出来。上海人始终以一个现代文明人自诩自居，尤其在商品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因此，京沪之间由来已久的相轻，在中国当代文化生活中习以为常。而南京是作为台北的他者存在于大陆的，这样尴尬的语境决定了南京写作语义的暧昧。以前文坛流行一笑话：北京流氓当作家，上海流氓当哲学家。南京写作即使有才高八斗者，也没有这撒野的份儿。南京作家只能落寞地说“我的命运是写作”。在一个只谈风云不谈风月的年代里，南京写作扮演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角色。当代文学的主旋律无法统摄历史精神在运作过程中分裂出的碎片，南京写作也难与亢奋浮躁、一路凯歌的当代艺术精神保持步调的一致。
在苏侬软语地长大的苏童曾到水土很硬的北地求学，家学渊源的叶兆言文革时也在其祖父居住地北京生活过很长时间。何时归看秦淮月？芒鞋破钵无人识。当这些江南才子在游学时深味了北地的雄强与荒凉之后，再回到那山温水软的秦淮，对生长于斯的故土一定不会没有重新的领悟吧。原来黄土高坡的兰花花与我童年的阿娇也竟有云泥之别的不同。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与回荡着秦腔的咸阳古道面前，峨冠博带的中山陵毕竟英雄气短，反倒成为一个闲坐说玄宗的宫女，仿佛有吃了错药的感觉。意识到这样的身世与命运，心里就有些无处话凄凉的感觉。如日本永井荷风在他的《江户艺术论》里的一段话，似乎在某种意义上颇能借代南京作家的心态：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魏尔哈伦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命运与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使魏尔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葡萄酒与强壮的妇女的绘画，都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依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伎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在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木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轻抑着这样的颤抖，惆怅便合成了别样滋味，灵魂顺着袖管汩汩流出，在铺平的稿纸上留下痕迹。昔日帝王的风水宝地，一个试图成为中心却永远被挤压为边缘的废都，在时间沧桑的抚摸下，成为一块最宜生长文学的热带雨林。
“小帘灯火屡题诗，回首青山失后期。小红低唱我吹箫，两处沉吟各自知”（集姜夔诗句）。苏童与叶兆言提供了南京写作的典型文本。为了被回忆，南京在往昔的岁月已经植下无数值得追忆的碎片。这些碎片一旦为灵感触发便不招而至，在他们艺术创造的空间复活，并落英缤纷地飘坠。前朝遗恨与今世悲欢，沧海月明的千年苦梦与近世中国的百年孤独相互纽结升腾为莫辨彼此的情感荒原。无论是苏童缛丽幽深的鬼魅世界，还是叶兆言疏朗丰润的模拟世情。他们都是深爱这座城市的孤独的精神守望者，寂寞的守灵人。
苏童的小说温柔、沉思、忧生伤世，一味沉溺于对颓败历史细枝末节处的沉潜把玩。他把中国艺术的写意与西方艺术的变形：过去江南古典中优雅的抒情与拉美的魔幻现实以及米兰·昆德拉式的抒写结合起来。“我梦想，因此我存在”〔1〕，是梦想提供了苏童建构小说审美空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他又把梦想发挥到了艺术的极致。他的小说除了想象的自由外，还能看出多少现实的合理性和逻辑意义的真实呢？那些被历史挤出正轨的庸常琐屑，在他诗意梦想的照耀下，不经意间成为他小说中有效的审美判断与艺术凝定。
历史如一匹白马一如既往向那神秘的夜幕远去，而人却只是在梦中。苏童为我们描摹的这样一幅幅暧昧尴尬的画面，和着江南那座古城颓圮腐烂的气息，梅雨青苔的气息，脂粉与女体的混合气味扑面而来。于是白马非马的古老命题在苏童小说里逐渐浮凸起来，梦想中的人穿越人所有的年纪，所有的历史横断面，没有衰老，绵绵无尽。这种写作已和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启蒙主义的传统貌合神离，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严重的背离或吊诡。正如本雅明的发现，艺术中对历史颓败的再现，是撕开黑幕敞亮本真，打开隐蔽的悲剧世界寓言的关键所在。对于永恒的死亡来说，生命其实是不断地对于死尸的虚无抗拒或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说，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仪式的完成》、《我的帝王生涯》都是可圈可点的文本。
著书惟剩颂红妆。苏童的另一类小说还流露着倦说前尘的慵懒与欲深究历史冲动的遗民心态。譬如作者通过涵贞（《叙农或者南方的生活》）、绮云（《米》）、颂莲（《妻妾成群》）、秋仪（《红粉》）等一系列女性形象的描绘，流露了作者难以自遣的悲悯苍生的情怀。那些性格各异却天生丽质的女性，无一不是那乱离时世里沦落天涯的风尘女子，在喜欢捉弄人的盛衰浮沉的历史河床上，她们难逃“红颜薄命”的劫数。在这红巾翠袖鬓香钗影的抚想中，繁华落尽的悲凉更加肥腴得可以。这不禁使人感慨万端，卷起人生多少思绪：那丛残红粉香丸一缕的寇白门，舞衫歌袖后飘然而去削发为尼的卞玉京，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无奈，花间词派的纤秾与婉约，春花秋月何时了的绵远的惆怅，白先勇《谪仙记》《游园惊梦》弥散着因历史无常所导致的落寞乡愁（这可能是苏童有幸成为大陆作家在台湾唯一走俏的原因吧），以及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闲愁。而作品审美空间的另一极，则是那杨柳岸晓风残月、梦里不知身是客的白衣卿相。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