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冬日随想

作者:李文熹




  “隐瞒的右派”
  
  1955年反胡风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诗歌编辑雷雯被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在单位被关押了大半年,放出来后受到降职降级的处理。雷雯与胡风毫无瓜葛,他不认识胡风,也不喜欢胡风的文学理论,他受牵连仅仅是认识被划进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牛汉,他们见过几次面,通过几次信,见面、通信都是谈的诗歌创作一类问题,而且都是很布尔什维克的。就是这样的一般关系,硬将雷雯诬陷成是“带着胡风的密令到哈尔滨来占领文艺阵地的”。雷雯百口莫辩。
  1957年,雷雯向党组织反映他听到的一个对牛汉的处理情况,认为对自己处分过重,被党组织定性为反革命翻案,在不通知雷雯本人的情况下,在他的档案里塞进划为极右派的结论,并且不作任何解释,以“胡风分子对党不满”这八个字的罪名,将雷雯开除公职,送交公安局押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
  在农场劳改四年半,雷雯死里逃生,像牲口一样活过来了。回到故乡武汉,先是在中学代课,1967年进入武汉冶炼厂电解车间做炼铜的炉前工,是毫无劳动保障的临时工。这个工作异常辛苦,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有毒,对身体有很大危害,许多工人年纪轻轻就患癌症,一命呜呼。时间一长,没人愿到电解车间去工作,所以电解车间的工人都是从社会上召来的有这样或那样问题而又为生活所迫的临时工。即使这样,为了生活,雷雯也没有请过一天病假,没有一次迟到早退或旷工,更没有违犯过厂规厂纪,当然,这也埋下了他后来患上血癌的病根。1974年,冶炼厂看雷雯八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工作,决定将他转为正式工,就从黑龙江劳改农场调来雷雯的档案,发现了雷雯的右派结论,而这个右派问题在雷雯给冶炼厂党组织写的自传中没有交代。这下名堂来了,冶炼厂党组织连夜刷出大幅标语,说是挖出一个隐瞒的右派分子,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雷雯懵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他第一次知道自己还是个右派!谁听他的解释?谁听他的辩白?党委书记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厉声斥责雷雯欺骗组织,命雷雯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监督,老老实实接受改造。
  无奈之下,雷雯写信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要求说明并澄清这个问题。过了好长时间,出版社发来一个公函,说雷雯是随着右派一起处理的,所以有这个划为右派的结论,但雷雯仍应以胡风分子结论对待。那一段时间,雷雯头戴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两顶帽子,备受煎熬。
  
  
  这样的人能宽恕吗
  
  1957年,殷海光先生的胞弟殷浩生先生被划为极右派,当时他在湖北省黄冈县总路咀中学教书。同年底,在黄州召开的全县斗争大会上,命浩生先生等极右派跪在台上接受群众斗争。浩生先生在台上大声说:“不跪!”昂然挺立。这时,家庭出身地主、急欲图表现向党表忠心的上巴河小学女教员胡某某冲上台,大骂浩生先生:“你这个反动透顶的东西!”边骂边朝浩生先生脸上使劲抽几耳光,顿时,浩生先生的嘴角流出了鲜血。又有几个打手冲上台,对浩生先生猛一阵拳打脚踢,打得浩生先生瘫倒在台上。
  “文革”初,这胡姓女人又无中生有,诬陷海光先生的侄女殷永秀女士,害得身怀六甲的永秀女士被残酷批斗。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永秀女士退休返乡,老同学老朋友经常到她家聚会。那胡姓女人也退休了,多次托人带信给永秀女士,想去拜访。为此,永秀女士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反思几十年中的痛苦生活,我既深深感到友情和人情的可贵与温暖,也深深感到落井下石的卑劣与为虎作伥的下流。世事纷纭,我不想再一一理清什么,我只想告诉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两种行为不可宽恕,那就是诬陷和打人。这是我做人的原则和底线。”
  
  沦为乞丐的私塾先生
  
  过去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的老童生,如果家里没有一点财产,老来境遇就会很不幸——不仅仅是清苦,甚至悲惨!不算太老的时候还教个泥巴馆,三五个或七八个学生,勉强混个生活费。再老一点,人迟钝了,口齿不清了,就没有人家愿意送孩子来。这些老先生们家里多半无田无地,又没有做过体力活,老来也没有体力了。还有的年轻的时候没有能力成家,中年以后娶个拖一群儿女的寡妇,日子更惨,他们到没有书教的时候就只好去讨米。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湖北黄冈县三里畈那里就有这样一位外号叫“魔王先生”的私塾先生,他老来就拖着一群儿女沦为乞丐了。
  这魔王先生写得一手好诗,一次家父在大路上遇见他,很客气地问他最近写诗否?魔王先生说:前几天傍晚,我驮着一捆柴在新铺那里过河,见好美的景致,写了一首诗,我念给你听听:“鸦鸣犬吠日沉西,雨霁新晴月色低。绿水有情趋浪去,可怜乞丐带柴归。”
  
  聋子三伯
  
  聋子三伯是我父亲幼时在镇上几位老人半认真半游戏的主持下拜名的弟兄。他小时候害过一场什么病,病愈后耳朵有些背,说话要大声音才听得见,大家都叫他聋子。一叫几十年,到我们这晚一辈的,不知为什么,背地里也都叫他聋子,当面那还是叫他三伯。
  因为耳聋,聋子三伯的行动有些迟缓,说话也瓮声瓮气,但他心计很深。聋子三伯有一个亲哥哥,小时候得过天花,留下一脸麻子,我们也是背地里叫他麻子二伯。麻子二伯成家后,生养了一群儿女。他的大女儿,我们叫大姐,后来嫁给一个军官,生下一个儿子,在这孩子四岁时,大姐因病去世,大姐夫无意续弦,加上戎马倥偬,就把孩子寄养在他弟弟家里,生活费则由他每月从部队寄回。
  大姐夫的弟弟住在大山里,不通邮路,也难得走出来一次,大姐夫就跟聋子三伯说好,把钱寄到聋子三伯处,请聋子三伯妥为保管,再由他弟弟来取。不及一年,大姐夫阵亡,在清点遗物时,有八张汇款单据,都是寄到聋子三伯处的。大姐夫的弟弟就到聋子三伯家去取汇款,聋子三伯却指天画地矢口否认私吞了这笔失去父母的孩子的活命钱。
  聋子三伯还有一宗过人之处。土改时,按他拥有的田地本应划为地主,但他把几个佃种他田地的内弟找来,动之以情,施之以利,要他们各自认一点他的田地,这样,聋子三伯只划了个小土地出租。后来,他的两个儿子混迹官场,一个做到了省委副厅级的大官,一个在县法院当了庭长,只是一个女儿没有什么出息,在码头上卖个票什么的。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聋子三伯真像是长了后眼睛。
  
  麻子二伯
  
  麻子二伯家有一种奇怪的遗传基因,就是对女儿很马虎,对儿子却是百般疼爱。到父母老来,丧失了劳动力,女儿是尽力照顾,儿子却望都不望在生活中挣扎的父母,尽管他有赡养的义务和能力。
  经济困难的那几年,麻子二伯饿得偷猪食吃(镇政府养的猪),他在外地当干部的儿子连一块钱也不寄给濒临饿死的父母,更不用说回家看望,像没有养他这个儿子似的。
  麻子二伯年轻时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父母的。冬天,夫妇二人(续弦的)煨一罐子肉汤喝,年迈的父母在一旁冷得瑟瑟发抖的干看着,麻子二伯喝了一碗又添一碗,直喝得麻脸上满是汗珠,也不望父母一眼,更不用说给一口剩汤喝。据说,麻子二伯的父母年轻时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父母的。
  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基因在作怪。科学发展了,要能从人身上永远剔除这种极端自私的基因就好了。
  
  两个正直的读书人
  
  张子野,湖北黄冈人,清末民初湖北名人张荆野之少公子,笃信基督,善诗词。其姊张清和女士旅居新加坡,以书法名世。上世纪四十年代,张子野服务于基督教会,五十年代后,安排至武汉市皮革联合加工厂做杂工,备历艰辛。其《寄姊》诗云:
  
  姊无归意我难来,披读家书和泪开。
  勉励文坛争胜负,愁亲老病自悲哀。
  新时取值凭劳动,旧制悠闲去不回。
  生长中华强盛日,恼人情绪鬂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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