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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贤媛”：戊戌妇女的自我建构
作者：钱南秀
1897年11月，中国士绅在上海倡议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学堂，建立中国第一个女学会、发行中国第一张《女学报》，以弘扬妇女教育。女学会于当年12月6日成立，聚集中外妇女一百二十余人，为女学运动拉开辉煌序幕，打下坚实的思想、管理与财政基础。女学堂于1898年5月31日开学，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后仍惨淡经营，前后培养学生七十余人，终因力绌难支，于1900年宣告关闭。《女学报》于1898年7月24日创刊，坚持到十月，共出十二期。虽为初办，其思想之开放审慎，关怀之广泛深远，文辞插图之精美考究，晚清同类刊物，罕有其匹。且办报同仁全为女性，这与其后出现的晚清妇女刊物，或由男性主持，或虽由女性主持，撰稿人多为男性，亦有显著区别。
表面看来，女学运动之重要性，似无法与同时其他变法项目相比，然在戊戌期间却是最具规模且组织最佳的一次运作。首倡八君子，领衔者为绅商出身、时任上海电报总局总办的经元善，参与者与赞助者包括了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所有变法领导人物、在上海的西方外交使团、教会、新闻界人士，以及中外参与者的家属，男女共二百余人，大大超过其他变法组织，并受到南洋大臣刘坤一、湖南巡抚陈宝箴等朝廷重臣的大力支持。男性改革者如此着力，政治实为主要因素，包括取悦虽为女性，却是当时男性皇权实际把持者的慈禧太后，以推行变法。然而，女学虽为男子所倡导，其后会、校、刊三位一体的实际操作，则均由妇女担当。而妇女一旦进入中心，遂变男子的政治目的而为社会文化层面的全面考虑，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有杰出建树。
戊戌期间出现的大量维新报刊，尤其是妇女自办的《女学报》，打破“女不言外”、“内言不出”的古训，将妇女改革者的观点公之于众，使之直接与男性改革者的观点交锋。如此，有关女学女权的种种意见，切入古今中外、男女两性及各种社会宗教团体的差别异同，形成有趣的张力互动。
二
女学之议，肇自梁启超的《论女学》。开宗明义，梁便指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依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生利分利之法》，梁提出﹕“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而“学也者，业之母也”。如此，教育越发达，就业者越众，则国越强盛。反之，生利人少，分利人众，则国贫弱。“中国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已不可为国矣。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无一生利者”，故中国人人忧贫，妇人缺教无业，惰逸待哺，“实为最初之起点”。
作为女学倡议八君子之一，梁启超代表女学董事会起草了《创设女学堂启》，认为女教本为中国传统，却不幸迷失，而“泰西女学，骈阗都鄙……虽在绝域之俗，邈若先王之遗”。因此，梁提出“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再兴女学。并据此主持草拟《女学堂试办略章》（后又名《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三十一条，以西法为导向，以妇女就职为目的。董事会又通过亦为八君子之一的陈季同，嘱其法籍夫人、“法国女学堂出身”的赖妈懿草拟“日课章程”。当陈季同向董事会汇报这一草案，经元善提出应“中西合参”。陈季同于是携有关文件，向其弟妇薛绍徽征求意见。
薛绍徽出生于福建侯官士大夫家庭，从小娴习诗书。其夫陈寿彭及夫兄陈季同均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并留学出使欧洲各国多年，故薛深得西学熏陶。诚因此特殊学术背景，董事会向她征求意见。薛随即答以《创设女学堂条议并序》一文，公开发表于陈季同、陈寿彭兄弟编辑发行的维新刊物《求是报》第九册，后又略作增删，署为《寓沪晋安薛女士上女学堂董条议并序》，重发于当时在上海极著影响的《新闻报》上（1898年1月14至17日）。
《创设女学堂条议并序》明确呈现了妇女自己的思想意见，在1898年女学运动中举足轻重。开宗明义，薛便严词拒绝中西男子的指控，否认二万万中国妇女为惰逸无用之辈，指出﹕“特以先王内言外言之戒，操守弥坚，贞洁其心，柔顺其道。故（中国妇女）于中馈内助而外，若无能为也者。”妇女外若无能而内承重任，且在完成先王所赋职责之外，又自觉进行自我道德修养，更有一批出色人物，“聪明难闷，发而为道蕴之才，灵芸之艺”。谁说她们缺学无业？薛绍徽并对西方妇女的才能究竟如何提出疑问﹕“西国虽男女并重，余不知其自古迄今，名媛贤女，成才者几何人？成艺者几何人？其数果能昌盛于中国否？”
先王圣哲要妇女严守闺门，而今士大夫却指责妇女怠惰误国。中国男性对妇女要求的前后抵牾，一至于斯！薛绍徽对此似不无讥讽之意，她写道﹕“方今中国圣明在上，士大夫之具才艺者几如米粟布帛，充布人间，所以报答升平者，亦至矣！”身为诗人，感时伤序，薛当然知道世道远非升平，士大夫亦才尽力绌，否则，不致将中国的贫弱归咎妇女。她的大量诗词，便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实际情况。
拒绝对中国妇女的指控并不意味着薛绍徽拒绝女学。她全身心拥抱这一计划，盛赞其为“大哉旨乎！”当时的士大夫提倡女学，欲以妇女就业加强国力，以救助中国在世界竞争中的失败。对比这种负面动机，薛的考虑更为积极全面。对她来说，创办女学，融合西方教育方式，目的不在变中国妇女从无用到有用，而是使她们得到最好的向学机会，培养她们成为多才多艺、学贯中西的人才，“以备国家有用之选”，和男子一样施展其人生抱负，同时又能更好地尽其天职，尊长育幼，维系家庭。为了这一目的，薛主张女学章程应中西兼容，尤其应保持中国“母训”传统，融妇道、才艺为一炉。
她在《创设女学堂条议并序》中全面阐述了这一观点，对梁启超、赖妈懿等草拟的章程和日课草案提出十八条修改意见，从指导思想到教材，设计了一个中国妇女自己的教育体系。在以妇女为主体的大前提下，薛坚持了三项原则﹕第一，选择教材，以妇女著作优先；第二，教学内容，应处处关注妇女实际生活；第三，中西合参，相辅相成。薛又特别强调妇女的精神修养、身心健康，重申“诗教”在这方面的作用，看似老生常谈，却是针对梁启超有关妇女知识结构的观点而发。梁氏在《论女学》中就何为女子之学作过如下界定﹕
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其为男子，苟无他所学，而专欲以此鸣者，则亦可指为浮浪之子，靡论妇人也。吾之所谓学者，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
梁氏此论，不仅颇得男性维新派人士赞同，当时女权运动的杰出人士、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亦深以为然，认为海内淑秀的“沉溺于词赋，研悦于笔札”，是学非所用。薛氏对此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
方今世异，有识者咸言兴女学。夫女学所尚，蚕绩针黹、井臼烹饪诸艺，是为妇功，皆妇女应有之事。若妇德妇言，舍诗、文、词外，（末）由见。不由此是求，而求之幽渺夸诞之说，殆将并妇女柔顺之质，皆付诸荒烟蔓草而湮没。微特隳女学、坏女教，其弊诚有不堪设想者矣！
针对梁启超和其他戊戌男性改革者指责妇女诗歌创作为“浮浪”，薛指出﹕“词章之学，可以陶写性情；宫闱文选，固是妇女轨范。”女学之设，不单是为女子就业的权宜之计，而应是对她们的修养抱负、身心健康的全面呵护。
薛绍徽的独立思考精神，敏锐的思想，平实的作风，深得陈氏兄弟的支持和其他男女同道的敬重与赞同。赖妈懿等接受了薛的意见，对章程作了修订。其后许多参与建立女学的妇女，纷纷赋诗言志、或撰文立论，其见解每与薛氏相表里。
三
有关女学诸种争议，中心问题是女学的指导思想。《女学堂试办略章》开宗明义，便提出“学堂之设，悉遵吾儒圣教。堂中亦供奉至圣先师神位”。结尾第三十一条，重申要对至圣先师“春秋两祭”。尊儒学为圣教，是康、梁变法的一贯主张，以便树立儒学在中国传统中与基督教在西方传统中相对等的位置，进而抵制基督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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