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寻找梁启超澳洲文踪
作者：夏晓虹
何况，嗜写游记的梁启超1899年底自日本出行夏威夷，留下了《汗漫录》（后改题《夏威夷游记》）；1903年赴美国、加拿大，也草成《新大陆游记》；即使1911年到台湾不过一月，亦寄回六封游台书牍在自家主编的《国风报》发表。而其1912年归国后，1918年底又有历时一年余的欧洲之行，所撰《欧游心影录》更成为现代文化史上的名著。令人讶异的是，如此爱好游记写作的梁启超，竟然让他长达半年的澳洲之行成为空白。
以“空白”来描述梁启超的澳洲之旅，既是对梁氏本人游记缺席的状写，也是有感于长期以来因史料匮乏造成其传记书写的语焉不详。梁氏著名的《三十自述》，于澳洲行旅只有“居澳半年，由西而东，环洲历一周而还”数语。逐年详实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关于1900年“澳洲之游”一条的文字也简之不能再简：
先生居沪十日，以汉口事败，无可补救，乃往新嘉坡晤南海先生。居若干日，应澳洲保皇会之邀，始于八月自印度楞伽岛乘英国轮船，为澳洲之游。
次年的记述中还特别强调，“先生这次游澳的详细情形，很少材料可以参考”，故仅节录了4月17日梁启超在澳洲写给康有为的一信，以见其“此行奔走会事和捐款的情形”。
以梁启超这样一位在近代史上关系重大的人物，而年谱中竟然存有半年的空缺，自然会引起研究者关注。1981年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上，即分两期登载了刘渭平撰写的长文《梁启超的澳洲之行》。刘文从当年在悉尼刊行的中文报纸《东华新报》钩稽出大量史料，还原了梁氏此行的细节。笔者1988年完成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已引用其中抄录的梁氏佚诗，以佐证“诗界革命”中“新意境”的生成。嗣后编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时，刘氏全文引录的梁之《致澳洲总督好顿书》、《辞行小启》、《致澳洲保皇会诸同志书》各文，以及《广邱菽园诗中八贤歌即效其体》其八、《和吴济川赠行即用其韵》四首各诗，当然也尽数囊括编中。
虽然拜读过刘渭平之文，不过，因未曾亲历澳洲，对其中提及的地名、人情，一概感觉陌生，或竟可说不明究竟。这在《觉世与传世》一书照抄刘文谓“吴济川为雪梨保皇会总理”，而未将至今仍在台湾沿用的“雪梨”改译为大陆通行的“悉尼”，便可见一斑。此回得以亲临现场，心中的如意算盘是，城市街景固然面目全非，但山川地理总应大致不差。何况，一睹曾经刊载梁启超行踪的《东华新报》，或更进一步在资料上有新发现，也实在期待之中。
网上搜寻的结果，发现位于墨尔本的澳洲华人历史博物馆（通称“澳华博物馆”），曾在2000—2001年间举办过“梁启超澳洲之行与澳洲联邦一百周年纪念展览”。于是记起，当时曾听我的学生余杰说过，他到澳大利亚使馆看过此展，其中有梁启超的护照等文物；并表示，可以向使馆索取一本画册，转赠于我。此事后无下文，我也没有追问，却从此留下了展览印有图册、颇有价值的印象。
这次在墨尔本停留五天，我的时间大抵都可自由支配，故对造访澳华博物馆寄予厚望。行前已请居住该城的朋友陈焱先行打探，希望该馆藏有《东华新报》的缩微胶卷，如此，我便可以多一点阅读的钟点，而不必再向别处寻觅；即使最不济，也想象能够买到一册早年展览的画册，庶几不虚此行。
13日上午到达墨尔本，下午的节目是参观墨尔本博物馆与皇家植物园。第二天则由陈焱的夫君栗杰开车，往返七百多公里，饱览恢弘壮丽的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海景。接下来的日子，因平原君须参加会议，我独自游览，澳华博物馆自成首选。陈焱移居此地已逾十年，人脉颇广，到达位于唐人街的博物馆时，便领我直接进入办公室，与一相熟的台湾女士接洽。因事前有过联络，那位负责展览事务的澳大利亚女馆员已热心准备了数份网上下载的资料。而我心心念念的展览图册，至此才发现竟然只是本人一厢情愿的凭空虚构。为了让我尽知原展细节，耐心的女馆员不但出示了一册英文本的New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1901-1921，最后还搬出厚厚一摞卷宗，从中搜检出当年为准备展览所作的文案，复印给我。这些资料不仅全部免费提供，而且，我的到来显然更增加了原本因为经费紧张、人少事多而忙碌不堪的女馆员的负担。但从始至终，她对我这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都是笑脸相待，有求必应。
在唐人街吃过午饭，我们又转回参观澳华博物馆的常设展。从地下一层进入，恍似进入时光隧道，眼前顿时黑暗，脚下的地面也摇荡如船行海中。在布置像船舱的空间里，复原了一个半世纪以前到澳洲淘金的中国工人生活的场景与用品。一种婉转幽怨的粤剧唱腔，营造出浓浓的异域乡情。楼上的展览则以图片加实物的方式，展现了墨尔本华人早年的生活状况。访问过该馆的区如柏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有过如下评论：“澳华博物馆的展览品不算丰富，但是通过场景、图片、文物真实反映华人在澳洲的奋斗历史。一个只有十几万人的社群能够办起一个历史博物馆，是令人钦佩的。”（《墨尔本澳洲华人历史博物馆：凝聚澳洲华人血泪史》）看过展览，心有同感。
澳华博物馆的展品中，自然也少不了梁启超游澳时刊登在1901年4月17日《东华新报》上的肖像照。不过，比起我获赠的资料，那只能说是一笔带过。关于“梁启超澳洲之行”的展览，从英文资料可知，其实际是由澳大利亚拉托贝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澳华博物馆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同主办。这个颇具规模的巡展，先后到过上海、广州、北京、台北、香港和新加坡，回归墨尔本后，又于2003年在悉尼重新开张。由于我表示希望查看《东华新报》，澳华博物馆虽未入藏，女馆员却特意为我打印了网上的相关资讯，包括一篇《东华报》的简要介绍，以及节译自刘渭平的中文著作《澳洲华侨史》（香港：星岛出版社1989年）第七章的关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澳洲华文报纸概况。前一份资料具体指明了《东华新报》（1902年改名《东华报》）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与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之米歇尔分馆均有收藏。
墨尔本为维多利亚州首府，当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它也在堪培拉之前一度成为国都。我注意到，其名在澳华博物馆的展览中出现时，有美利滨、墨尔钵等不同旧译。回国后，找到那本当时在馆中匆匆一见的《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年》之中文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发现因周边有金矿，墨尔本当年也被称作“新金山”，以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相对应。十九世纪中期始，从中国涌来大批淘金者，其中广东人最多。展览中提到曾经接待过梁启超的冈州会馆与四邑会馆，原先不明其义，尚以为拼音的“冈州”是否为“广州”之误，至此方知晓其为梁所出身之新会县的古称，至于“四邑”者，乃是合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县而言之。据梁氏此行的随行翻译罗昌记述，在墨尔本附近最著名的金矿区孖辣（Ballarat，今译巴拉腊特），便有梁启超的姑丈谭烈成在该地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