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综贯百家 洞流索源
作者：姜 弘
一
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五十三年前，也就是1954年的秋天，我到华中师范学院去找钱基博先生，向他约稿。当时我在《长江文艺》编辑部评论组工作，钱先生在华中师范学院任教。194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文艺界与大学很少联系。是1954年的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的运动，改变了这种局面，批判的任务促使我们向老教授们求援。当时领导上交给我一个名单，记得上面有武汉大学的程千帆、毕奂午、刘永济；华中师范学院的林之棠、许清波、钱基博等。于是，我就一一前往拜访，向他们约稿，向他们求教。很快，我就和他们熟识了，而且从一般的工作关系，变成了一种师友关系。他们认为我谦恭好学，就热情接待并主动地对我施教。
那是上世纪中期的第一个知识分子的早春季节，1953年和1954年。当时有几件大事很值得注意：过渡时期总路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继公布，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民主宪政的和平建设时期。当时，文化教育方面还比较平静宽松，人们还没有经历过“反胡风”和“反右派”那样的运动，相互间的交往也还比较正常。我和老先生们谈论《红楼梦》时，一些看法和态度往往与那场批判运动不一致。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当时我和几位老先生一样，对毛泽东是出自真心的敬重和钦佩，但谈不上崇拜，更非迷信。我们知道这次批判是毛本人的旨意，知道关键在让马列主义占领文化阵地。但是，《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把人们征服了，许多人根本不去理会李希凡的文章，好像又回到了“开谈不讲《红楼梦》，枉读四书与五经”的时代。事实上，这次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对我来说就成了一次补课，补上“新红学”的一课。我从旧书店买回了程甲本、程乙本和戚本的《红楼梦》，还有《胡适文存》；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我原来就有。把这些书对照着阅读、思考，和周围有同好的朋友交流，到大学里找老教授请教，真的是其味无穷。
这里只说和钱基博先生的交往。先就听说那是个倔强的老人，是个有学问的“遗老”；及至见了面，我倒觉得他平易可亲，只是有些观点太陈旧而且执拗。对于当时那种把《红楼梦》当成“政治历史小说”的权威论断，他不予理睬，却向我介绍王国维的看法。当时我还没有读过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本文，只听说是唯心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谬论。钱先生告诉我，那才是“真学问”。他说，人们之欣赏《红楼梦》，有雅俗之分，一般俗人把《红楼梦》当言情小说读，根本不懂其中的人生要义，也不理会其中的文化内涵。他赞同王国维的看法，说《红楼梦》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与《水浒》、《金瓶梅》相较，说后二者是政治的、社会的、诲盗诲淫的。他说，《红楼梦》里的说理、论道、谈禅，涉及儒、道、释三家。他特别谈到语言文字，说曹雪芹叙事用白话，不过不是一般的白话，是一种杂有文言词语的富有诗意的白话，和其中的诗词歌赋及谜语楹联等等一起，显示出中国语言文字的丰富性和表现力。从这里，他谈到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关系，对于“五四”以后的废除文言、全用白话，他表示了怀疑和忧虑，担心以后会影响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降低全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在这里，他寄希望于新政权，希望以后能注意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大概也正是出于这种心情，他才那样热情接待并谆谆教导我。
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曾毫无顾忌地和两个伟人唱反腔，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个是鲁迅，说鲁迅的白话文写得好，与他的旧学根底好、古书读得多有关系。我说鲁迅自己曾公开否认这一点，钱先生认为那是鲁迅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为鼓吹白话文而不愿承认事实。他还谈到，当年提倡白话文的那些人，都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自己受惠于传统，反而要别人拒绝传统，结果会误了子孙，贻害无穷。他也和毛泽东唱反腔，强调“提高”的重要性，认为对大众来说是普及第一，对读书人——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来说，就应该是“提高第一”，多读经典，研究学术。否则，只强调通俗、普及、大众化，就会降低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当时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却并未多想。几十年后才意识到，这涉及一个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当时，老先生见我虚心听他教导，就高兴地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说已经过时了，还可以翻翻；一本是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因为谈话间提到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他极力推荐这本书，说可以和梁著对着读。
回来读这两本书，觉得《东塾读书记》确实很好，而他的那本文学史确实太陈旧了，我大致翻了一下，就放在了一边。后来，这两本书在“文革”中也和其他的书一起，被红卫兵抄走了。
二
今春在深圳书城买书，无意间发现有新版钱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当时颇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买回披卷重读，不但兴味盎然，而且很受启发。五十多年前初读此书时，曾视之为遗老的过时偏见，如今重读，感觉却完全两样。是当年幼稚眼拙，还是如今年迈智衰、糊涂了？对照书中所叙一些先驱者年轻时激进而晚年回归传统的事例，再看看周围师友中也不乏类似情况，难道这是一种带规律性的普遍现象？看来，近百年一直聚讼纷纷的中西文化之争，也还需要进一步反思总结。
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让我一读就不忍释手的，首先是它的文笔和情怀，然后才是有关理论观点和珍贵史料。这是一本用纯正的漂亮文言文写成的大部头著作，全书四十多万字，叙事、析理、写人、抒情融为一体；自始至终骈散相间，时有排偶，音调铿锵而又自然流畅；读时目接耳应，通感在心，让人在理解思考的同时获得美感，受到激励。如瓦格纳所说，“旋律是音乐家用来和每一个心灵对话的独特的语言”。中国的文言文，就正是这样一种富有音乐感审美特性的语言，理想的文学语言。多年前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文言文已经死了”的流行观念，后来有所怀疑却并未多想，重读这本书才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反思。
作为一本文学史专著，这本书在结构上有明显的不足，但从部分和专章来看，不仅文辞精美，而且章法布局也很讲究。这不仅仅是篇章形式问题，而是与作者的是非爱憎紧密相关的。如写章太炎的“放言高论而不善与人同”，竟连用了六个“时论方……而炳麟不然，曰……”，以六大段文字详细叙述其独异之见。这样既显示了当时的社会思潮背景，更突现出章太炎的见识和人品，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先驱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不正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吗？最后还有如下的评语：“世儒之于炳麟，徒赞其经子诂训之劬，而罕会体国经远之言；知赏其窈渺密栗之文，未有能体伤心刻骨之意。世莫知炳麟，而炳麟纷纶今古，益与世迕。”不仅如此，到全书完篇，在最后的跋文里再次品评几位大师——康、梁、严（复）、章（士钊）的同时，又一次特别提出：“独章太炎（炳麟）革命之文雄，而自始于革命有过虑之谭，长图大念，不自今日，然而论者徒矜其博文，罕体其深识。”如此再三强调，足见他对章太炎的推崇。由此，我联想起鲁迅纪念章太炎的文章，同样是肯定其革命的一面而着眼点不同，今日看来，似乎钱论更全面也更深刻。
这不仅是对章太炎个人的评价问题，还可以从这里看到钱先生本人内心情怀，他的所虑，他的深识。在这本书的序文和绪论里，都谈到了他的写作意图，并明确表示是以司马迁和班固、范晔为楷模的。而且特别指出，说《史记》是太史公“发愤之所为作”，所以“其文则史，其情则骚也”。显然，他的这本文学史也是一本具有文学特性的历史著作，是“怀忧之所为作”，也是其文则史，其情则骚也。那么，他的忧又是什么呢？这令我想起五十多年前他的那两个“反腔”——反对鲁迅不读或少读古书的主张；反对毛泽东的“普及第一”文化方针。对照本书所叙种种，可以看得出来，是他目睹了辛亥前后数十年间中西文化冲突中的乱象，忧心于中华文化的断裂、湮灭以及由此而来的亡国灭种后果，出于一个既是传统读书人又是新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他才站出来坦诚而又直率地纵论古今，月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