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在理性的天平上告别二十世纪
作者：朱尚同
三联书店2000年3月出版的《冷眼向洋——二十世纪风云启示录》受到广泛欢迎。当时时论以为这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对世界百年沧桑鉴往知来的文明史大著。我作为生物化学工作者，初接触这方面的专著，读来更是如饮甘泉。在得益之余，感到对此书的评论还应该把司马迁第三句话也加上，即“成一家之言”。
时隔七年之后，经原作者修订，《冷眼向洋》由三联书店重新出版，于今年八月问世（资中筠、陈乐民主编）。
《冷眼向洋》直面世界百年历史，从文化、经济、政治诸多方面以果求因，既有对逝去的这个世纪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理性反思，又有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深情展望。作者凭借自己的理性判断，发出独立的、有说服力的声音，使人们从文化的视野接受了一场百年来外国和国际问题的“解惑”启蒙。书中写的是世界，想的却是中国。主编在序言中一句“近乡情更怯”，胜却多少无端笔墨！
为什么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没有如列宁所预言的走向腐朽、垂死、灭亡，却继续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而曾经一度令全世界进步人士无限向往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时之雄的超级大国，以及其在东欧的附庸国，却在七十年后或訇然解体、或突然易帜，作为一种制度，遭到严重挫败。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无产者并未实现“工人无祖国”的联合，而资本主义世界却正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这都是为什么？
本书主编资中筠从促成二十世纪社会变迁的两大动力——求发展和求平等的视角，探讨了国家兴衰之道。书中通过对美国、欧洲和苏联模式不同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总结了人类在二十世纪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指出新世纪里人类生活的方向，以及中国如何顺应历史潮流，走向民主和繁荣实现长治久安。这是本书最精彩之处。
国际关系史传统观点认为，由一次大战所确定的世界格局，只有等待下一次大战才会有重大改变。苏联解体前，几乎所有政治家和学者都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雅尔塔格局还会继续下去。其根据就是不会发生美苏直接卷入的大战。”但是，突然“东欧巨变、苏联解体，雅尔塔格局就此成为历史……这一历史现象使我们认识到内部变迁的重要性。既然国际关系反映了各国间力量对比，那么决定各国力量的，主要是内因而不是外因”。
所谓内因，就是一个国家“求发展”和“求平等”愿望的实现程度。求发展导致一国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突飞猛进；而求平等则导致改良或革命。书中特别指出，十八世纪欧洲哲学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以后，平等的追求才提到日程上，人生而平等（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观点才逐渐深入人心，并且成为革命（或改良）的动力。“就一个国家、一种社会而言，所谓成功和失败主要不在于政权在谁手中，或者是疆土的扩大和缩小，也不是单纯的增长数字，而是要看相对来说，哪个能更好地满足这人类的两大要求，同时较好地解决或至少缓解二者的矛盾，取得相对平衡的发展，从而达到真正的兴旺发达，否则反是。”
“大国之消长，如月之盈亏，是人间正道”。时至今日，即以如何才能求得真正的稳定而言，也在于逐步满足人们求发展和求平等两大要求，缓解二者的矛盾，取得相应平衡的和谐发展。这也是以人为本的精义所在。读者从书中可以领会到，一国之兴旺，也是举国从愚昧走向启蒙的过程，这一启蒙上上下下概莫能外，而当政者本身的启蒙显得尤为重要。人间好景君须记——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
（二）
关于美国部分，作者提出：二十世纪的美国的确如列宁所说，是在挽救资本主义。从世纪末回顾，挽救基本上是成功的，是在相对成功地解决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诉求——即在发展和平等中走向百年强盛之路。
作者以为历史上一切大国兴起，首先决不仅仅是“船坚炮利”、“开疆拓土”，而必须有优秀的历史人文传统。美国享有源自欧洲的悠久而丰富的精神遗产，这种遗产经过新大陆的繁育，而具有了美国特色。“简而言之，就是基督教精神和体现在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督教精神对美国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在激烈竞争中赖以自律，在高度个人主义社会中倡导集体合作，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宣扬平等，是物欲横流中的净化剂”。
那种认为美国“物质文明昌盛而精神文明贫乏之说，首先从理论上就讲不通，那等于说一个民族不要精神只要物质就可以达到繁荣富强”。美国第一部民主共和国的宪法诞生比法国大革命还早两年。它从立国伊始就摒弃了人治，选择了法治。人们都承认华盛顿“权欲淡薄”，他以如日中天的威望，在促成符合法治原则的宪法和政府后，即功成身退，美国历史上从未有纠缠不休的“继承大统”问题，即始源于此。“这种‘淡薄’不同于东方式的消极个人修养（假如真诚的话），而是出于对代议制和宪法政府的坚定信仰”；而所以有坚定的信仰，在于他一身载荷了欧洲几百年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人文传统。
美国社会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是自由主义，这始终是美国主流思潮之一，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经线，强调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但如果只有这一条主线，发展下去必将使美国成为弱肉强食的国家，可能引发动乱乃至革命。但美国发展还有另一条主线——即改良主义思想，也就是关心弱势群体，主张实行福利政策，更倾向于平等，反对垄断。
“二十世纪美国总体政策有如钟摆，每隔一段时间即向另一方摆动，进行有效的微调，总的趋势是向中间靠拢”。可以说美国最大的特色，就是不断在渐进的改良和妥协中化解矛盾，或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以化解危机。它在思想和信仰上，没有经过我们习以为常的“与传统决裂”的过程。在思想和制度两个层面，都始终在原有民主政体和自由主义人文传统的框架内更新，比任何一个大国都要稳定。这正如胡适所说：“美国不会有社会革命，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进步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
作者认为美国以欧洲为师，不是如一般所言止于南北战争后迅速发展的那一时期，而是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其中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对‘进步的衡量标准’。这一标准，恰恰是代表了一种新的觉醒，就是认识到生产水平、社会总体富裕程度并不一定代表进步”。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到二十世纪初二十年，全社会财富激增而社会矛盾尖锐的关键时刻，美国突然发现自己“在人道主义行进队伍”中落后于欧洲了，即在社会两极分化中对底层百姓的关怀和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学说、思想和措施上落后了，由此而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完成了一次基本和平的转型。
本书新版将决定美国方向的历史性转折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罗斯福的“新政”，前伸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进步主义运动”，认为它奠定了二十世纪美国进程的基调，而且有诸多普世意义，这一点在我国研究界注意得不多。事实上老罗斯福时期的改革作为“进步主义”的一部分，已开始构成对资本主义残酷竞争的制衡，对后来美国发展具有决定意义。例如老罗斯福拆解老洛克非勒标准石油公司，以制止超规模的垄断。威尔逊时期为实行累进税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等等，开扩大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先河。
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小罗斯福又大幅度改变了传统自由的含义，将旧的四大自由改为新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受恐惧的自由。“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基本人权中注入‘经济正义’的因素，‘免于匮乏’的观念是对放任主义的思想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第一次重大修正，把社会平等订为一项原则”，从此免于匮乏成了公民的权利，而社会福利和保障则成了政府固定的义务。
不能不说，新的四大自由的概念，与马克思“自由的人”的理想在核心价值上重合。免于匮乏和免受恐惧巧妙地吸收了社会主义早已提出的原则，将其具体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