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汪曾祺与“样板戏”
作者：季红真
汪曾祺在幼年，就爱好戏剧。民间的戏曲是启蒙的主要教材，萨满调的香火戏是其中之一。童年时看过不少草台班子的演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伯父有留声机和一柜子唱片，可以听到梅兰芳的演唱。他的嗓音清脆，跟着父亲学京剧，唱须生也唱旦角青衣。父亲为他操琴，一起参加学校的同乐会。他还在业余时间，学会了吹笛子和箫。在西南联大期间，他参加了晚翠园曲会，学习昆曲。经常和一些同好一起拍曲子，名曰“同期”。当时来往的有不少昆曲世家的朋友，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的姐弟都是骨干。张兆和唱《扫花》，汪曾祺为她吹笛。统计学专家许宝禄是俞平伯的妻弟，出身昆曲世家。他听了汪曾祺的一只曲子之后，主动提出教他《刺虎》。在以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演过话剧，经常和朋友一起唱戏自娱。
1950年，他到北京市文联工作。在当编辑期间，苦恼于写不出适应时代的作品。一个同事点拨他，你不妨搞点戏剧创作，在历史小说中选一些章节改编成戏剧。当时北京正在筹办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他便选了《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节，改编成京剧。剧本送到文化局没有得到重视，在戏剧科的抽屉里放了很长时间，被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发现，看后击节称好，推荐给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啸伯。被搬上舞台演出后效果很好，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京剧一等奖。在张家口劳动期间，他指导工人业余演出，为他们化妆制作布景，还亲自登台参加小话剧的演出。由于这些业绩，他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于1962年初，得以调入北京京剧团当专职编剧。
汪曾祺改编京剧《芦荡火种》
1963年下半年开始，关于京剧演现代戏的大讨论遍及全国。各行各业的人都参与了进来，争论京剧要不要演现代戏？能不能演现代戏？怎样演现代戏？1963年12月下旬，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召开第四届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中国剧协主席田汉在会议开始和闭幕时作了两次发言。他们都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泛开展的形势下，戏剧艺术的迫切任务是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戏剧工作者应该深入工农兵生活，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之中，积极创作现代戏，提高现代戏的演出水平。这次会议之后，编演现代戏的高潮声势浩大地兴起。此后，中宣部、文化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于1964年6月在北京举行全国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全国数以百计的剧团立即响应，投入编演现代剧的运动。
与此同时，北京京剧团接到了沪剧剧本《芦荡火种》。有关部门领导神秘郑重地关照：“这是江青同志交来的，要抓紧改编搬上舞台。”彼时，江青没有什么职务，只是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挂名委员。多数人不知道她何许人也，了解了底细又不由有些肃然。这一年的春天，江青到上海小住，看了不少戏和电影。她对爱华沪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和上海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颇感兴趣，将剧本带回北京，让水平高的首都剧团改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交给了中国京剧院，改编成京剧《红灯记》。北京京剧团认领了《芦荡火种》，因为主角是女性，可以让赵燕侠担纲。赵燕侠已经进入中年，如果演《红灯记》里的小姑娘李铁梅显然不合适。当时的北京京剧团实力雄厚，马连良、赵燕侠、李慕良、马富禄、裘盛戎等优秀人才正处于艺术的巅峰时期，又刚从香港演出载誉归来。接到《芦荡火种》的剧本，从领导到演员都很高兴，下决心改编好这出剧。首先成立了创作组，有汪曾祺、杨毓敏、萧甲、薛恩厚。萧甲是剧团副团长，薛恩厚是剧团的党委书记，杨毓敏兼任艺术室主任，执笔的任务就落在了汪曾祺的身上。
汪曾祺、萧甲和杨毓敏住在颐和园龙王庙，连续突击了五天，就将剧本改了出来。主题是歌颂阿庆嫂英勇机智保护伤病员，取名为《地下联络员》，因为这个名字有传奇性，可以叫座。赵燕侠饰演阿庆嫂，谭富英之子谭元寿饰演郭建光，周和同饰演胡传魁，刁德一由一位丑角扮演。经过短期的排练，准备赶在次年元旦上演，广告已经贴了出去了。江青知道了赶到剧场，说这样匆匆忙忙不行！叫把广告撤了。江青总结了五十年代一批现代戏失败的教训，认为主要是艺术质量不行，不能和传统戏剧抗衡。后来她把这一思想发展为“十年磨一剑”。剧团决定重排，重写剧本。1964年初春，汪曾祺和创作组的其他成员，住在广渠门外一个招待所。汪曾祺把他对于京剧艺术的思考带进了新的剧本中。前后十来天，剧本改出来了，恢复原来的名字《芦荡火种》。剧团领导又调整了演员阵容，把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电影的老生演员马长礼调回来演刁德一。剧团领导组织演员观摩上海沪剧团的演出，组织他们下连队体验生活。经过细致的排练，1964年3月底，北京市市长彭真等领导审看了这出戏，大为赞赏，当即批准公演。北京舞台上迅速掀起了一个《芦荡火种》热，连演一百多场。彭真让《北京日报》发表社论以示祝贺，北京的各家报纸还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和读者来信，称赞京剧《芦荡火种》成功地将现代革命内容和传统京剧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流传着汪曾祺编写的阿庆嫂的精彩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有一次，汪曾祺亲自听到周总理在布置完工作的时候，加了一句“可不要‘人一走，茶就凉’啊！”这是这段唱词的主题。这段唱词和原创音乐一起保留在2006年播放的电视连续剧《沙家浜》的主题歌中。
1964年4月27日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陆定一、邓子恢、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等，一道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热情地接见演员，称赞这是一出好戏。江青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专机上偶然在《北京日报》上看见了《芦荡火种》公演并受到广泛称赞的消息。到北京当晚就去看戏，演出结束后直奔后台大发雷霆：“你们好大胆子，没有经过我就公演了。”霸道地宣布：“这出戏是我管的……”“彭真给你们发一篇社论，我以后让《人民日报》给你们发两篇社论。”这样一来，《芦荡火种》就被当成她抓的戏，北京京剧团成了她的阵地，从此不得安宁。这一年的夏天，江青来看彩排。问陪她看戏的导演萧甲：“词写得不错，谁写的？”萧甲如实告知，江青因此知道了汪曾祺。《芦荡火种》参加了这一年夏天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北京京剧团参加演出的还有《杜鹃山》。江青巨细无遗地频繁指示修改，萧甲把她的指示详细地记录在笔记本上。有一场戏有新四军捆绑阿庆嫂的苦肉计，江青说太长，要砍掉。演员想不通，萧甲拿出笔记本说：“别争了，这是咱们的‘生死簿’。”这句话让人汇报到北京市委，市委也很紧张，让他写了一个检查，以备江青查问。“文革”中，还是被人揭发，萧甲因此被打倒近十年，直到1975年才被解放。
毛主席建议修改《沙家浜》，汪曾祺一睹伟人
毛主席一直关心京剧演现代戏，提出过很在行的意见。比如，京剧要有大段唱，老是散板、摇板，会把人的胃口唱倒的。他把《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一句唱词“迎来春天换人间”，改成为“迎来春色换人间”。平仄调整之后，使演员的演唱时更顺口。看了《芦荡火种》之后，提了了几点意见，由江青传达给萧甲和薛恩厚。陆陆续续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象不饱满。二是对于剧情结尾的修改。原剧的结尾是胡传魁结婚的时候，新四军战士化装成鼓手、轿夫突然袭击。毛主席认为，这样处理成了闹剧，前后是两截。应该让新四军正面打进去。改起来不困难，不改，就这样演也可以，戏是好戏。其三是更改剧名，可以叫《沙家浜》，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在此之前，谭震林也曾对《芦荡火种》的剧名提出意见。他说那个时候，革命已经不是星星之火，已经是燎原之势了。“芦荡”和“火种”在字面上也矛盾，芦荡里都是水，怎么保存火种呢？！汪曾祺他们根据这些意见，又修改了第三稿。江青对于《沙家浜》一抓到底，从唱腔、舞美到剧情都要亲自过问。当年，北京京剧团把她历次的有关指示编辑打印，有厚厚的一大本，汪曾祺做了一大沓子卡片。在剧本方面，她的意见很到位。《智斗》一场，原来只是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斗心眼。江青提出把胡传魁拉进矛盾里来，这样可以展开三个人之间的心理活动，舞台调度也可以出新。“垒起七星灶”一段，江青要砍掉，说这是江湖口，江湖口太多了！汪曾祺觉得很难改，居然瞒天过海保留了下来。其他如人物的名字，布景中的柳树等，都有很具体的指示，剧团不敢违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