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鲁迅：四城记
作者：林贤治
活在这样的大时代里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尤其对以言说为职志的知识分子来说。所以，鲁迅著文调侃说他生得太早一点，又自恨生得太迟一点，因为政府限制言论，“禁止说笑”，于是感慨说道：“真是‘我生不辰’，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这“可诅咒的地方”，当然是指中国，为鲁迅内心焚烧般热爱的中国。这是一个悖论。
在中国，鲁迅在四个重要的城市生活过，那就是：北京、上海、广州、厦门。城市，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集中的栖居地，不是一个偶然性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是城市化。城市提供了观察现时代的一个最迫近、最鲜明的视角，而城市形态本身也即构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内容。在这里，我们不妨看看鲁迅对同他的生活发生直接关系的几个实体城市的感知状况，通过他的叙述，了解他的思想变化；而且通过这一层面，重温当年中国社会艰难转型的过程。
北京
北京，这个城市对鲁迅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鲁迅自从日本经受前革命时期的思想及专业训练之后回国，在故乡绍兴一带度过短暂的教师生涯，然后作为教育部的成员随部北迁，北京便成为他在国内居留时间最长的一座城市。我们说北京对鲁迅来说变得特别重要，是因为它见证了一场革命蜕变的历史；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它在知识界中掀起一股浪潮之后迅速冷落成为“古战场”；正是在这里，鲁迅发出他的第一声“呐喊”，随后又陷入“彷徨”；他是在这里直接介入青年学生运动，并结识日后的爱侣许广平的。但与此同时，也开罪于大批的在权力卵翼下的英美派学者，由此展开带有私人论战性质的斗争。因此可以说，首都北京使鲁迅获得了业已开始瓦解的旧中国的整体性形象。
到了北京以后，鲁迅的情绪十分低沉。他除了上班，终日抄古碑，读佛经，整理古籍，用他的话说，是自我“麻痹”和“装死”。这时，北京给予他的印象，也正如他的心境一样寂寞、灰暗、阴沉。他有文章记述看俄国歌剧团在北京演出时的感受，同意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关于北京是“沙漠”的说法。文章写道：“沙漠在这里。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在另一篇与爱罗先珂有关的小品《鸭的喜剧》中，鲁迅说：“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保守，停滞，没有改革。在杂感《忽然想到》第七节中，鲁迅如此描述“首善之区”的北京：“于是一切古董和废物，就都使人觉得永远新鲜，自然也就觉不出周围是进步还是退步，自然也就分不出遇见的是鬼还是人。”
对于北京，在鲁迅的文章中好几次重复出现“挂旗”的细节。国旗五色旗，是中华民国的标志，革命共和的象征。对国旗的态度，很可以看出国民的政治素质和精神状态。在《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借了N先生的嘴，以激愤的言辞批评了北京市民：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
在《两地书》里，还记载着鲁迅居厦门时的类似的描述：
北京的人，仿佛厌恶双十节似的，沉沉如死，此地这才像双十节。
听说厦门市上今天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的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
直到1933年，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也仍然提到挂旗的事，可见国旗作为一个城市意象对他的刺激之深。他说：
这地方(按，指北京)，就是换了旗子，人民是不会愤慨的，他们和满洲人关系太深，太好了。
所谓“和满洲人关系太深，太好”，其实指的是民族压迫的长期驯化，也可以说是专制统治的长期驯化，驯化的结果便是奴性的养成。“城头变幻大王旗”，国旗并非人民意志的真正代表，而是权力易手的标志。革命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它从来不曾为国民所了解，所认识。不是革命崇拜，而是权力崇拜。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这样写道当时为北京特有的且较为流行的一个有趣的现象：照相馆选定一个或数个“阔人”的照片，放大了挂在门口。因为其人阔，则其像放大；其人“下野”，则其像消失。这是小市民权热崇拜心理的一个极其生动写照。在同一篇文章中，鲁迅还写到，要在北京城内寻求一张不像那些阔人似的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照相，只有一个梅兰芳。由此，他抨击了京剧中那种“男人扮女人”的畸形的艺术，非人的艺术。而这，正是中国腐朽的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
经历了辛亥革命，经历了“民主共和”，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结果如何呢?鲁迅以他在北京街头所见，对衣履破碎的报童作过这样一番拟写：曾在五四运动发生时，童子军式的报童就应时出现了，但是穿破了第一身制服以后，新衣便不再做，只好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来。
中国到底有没有希望?鲁迅于绝望之余，也曾因北大“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常与黑暗势力抗战，即使只有自己”的勇敢表现，以及女师大学生在学潮中“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尤其在“三·一八”惨案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看到活的、生长的力量，看到“希望的前途”。然而，这位虽然不无虚无色彩却是无比坚定的批判家丝毫没有低估政治高压及帮闲文化的作用。对于帝都北京的知识者群，他警觉地看到其中那依附于权力者的保守的、反动的力量，并全力设法加以狙击。在北京，权力与知识的交媾是一个特别触目的现象。在后来有名的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中，鲁迅著文总结说：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先前曾经是“革命者”而后做了大官的章士钊，以及麇集于《现代评论》周围的“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极力反对学潮的陈源、徐志摩等教授者流，是中国官方文化，也即“侍奉主子的文化”的代表，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斗争，可谓是当时北京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道耀目的风景。“三·一八”之后，鲁迅为北洋政府所通缉，南下厦门广州。自然这里也包含了个人的隐衷在内，因为北京搁置着母亲给予他一件苦痛的“遗产”，即夫人朱安。虽然他极力鼓吹个性解放，却未能为自己找到一块可以安顿爱情的地方。
北京，无论作为公共的城市空间，或是私人空间，鲁迅对它始终不无留恋之处，在这中间，也多少表现了他个人在某些观念方面的矛盾。一方面，他渴望安静的个人生活，在学术上——譬如撰写文学史——有所开拓，他多次表示过返回北京的愿望；然而另一方面，现实是如此严峻，他并不想在一个为权力的阴影所笼罩下的沉闷的帝都里讨生活。所以，到了数年之后，当他只身从上海北上省母时，写信给许广平说：
这里的空气真是沉静，和上海的烦扰险恶，大不相同，……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激，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
厦门
鲁迅和许广平一同离京南下，原来计划分头工作两年再作打算，结果因为教学工作的困扰，独居的乏味，加上广东中山大学适时的聘请，便提前前往广州，在厦门大学逗留不到半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