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责任”观
作者：邵 建
《新青年》时期的胡适，除了以他的一支健笔从事新文学运动（主要是白话文运动）外，还以他的另一支健笔从事思想启蒙——所谓“新文化运动”大致就包括这两方面。
从事思想启蒙的胡适在《新青年》上（也在《新青年》以外）写了大量的文章，诸如《归国杂感》、《易卜生主义》、《美国的妇人》、《贞操问题》、《不朽》、《不老》、《新生活》、《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新思潮的意义》、《工读主义的试行观察》、《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等。这些文章大抵是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参照，批评传统文化中的种种陋习。近一个世纪下来，如果盘点一下的话，至今依然具有警醒意义的当推《易卜生主义》和《不朽》。
相对于西方文化的个人本位，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群体本位（包括家族本位和国家本位），因此对于个人主义的张扬，尤其是个性解放，便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道炫目的风景。是的，一个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又压抑了上千年的个性，老迈而龙钟，以致《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在发刊词上劈头就说：“窃以为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英美人相勖之辞也。”值此东西文化交会，西方思想像强劲的东风，拂动着那个时代青年知识人的心弦。这样的声音当然很动听：“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易卜生的话打动了那个时代的人，因此这一类词汇，像“个性”、“精神”、“意志”，连同“自由”和“解放”，像出笼的鸽子满天飞。“人间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弯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依然是“精神”、“意志”、“个性”，包括现代化（主要是“人的现代化”）成为知识界的主导型词汇。
到今天，我不说胡适的价值在这里，这是自不待言的。在我看来，他的价值毋宁更在另一面。“精神”、“意志”、“个性”之类的“自由”因其属于主观形态，往往一发而不可收。张扬它容易，不容易的是，强调它不可或缺的另一面：“责任”。这一点，新文化先驱所悟不多。如果让笔者发言，则我要说，近百年来的历史，最稀缺的价值资源之一，就是“责任”（包括责任意识）。
胡适又是个例外，请看，在《易卜生主义》中，胡适这样谈独立人格：
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
易卜生有个剧本，叫《海上夫人》，这位夫人的丈夫不许她自由，她就偏偏想自由。她幻想跟人到海上去过海阔天空的日子，便向丈夫提出离婚。她丈夫见留她不住，便对她说：“我现在立刻和你毁约，现在你可以完全自由拣定你自己的路子……现在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自己担干系。”这时，这位夫人迟疑了：“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还担干系咧！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她这才发现，自由，原来是一种责任。为什么呢？胡适说：“因为世间只有奴隶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是不用担干系的。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胡适的话没有说完，即如果你不做奴隶了，你自由了，你就必须担责任。亦即，当你可以自由地选择你自己的生活方式时，你必须准备承受由它给你带来的后果。在这里，自由仅仅是一种选择的权利，它并不保证后果。因此，胡适主张：“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这个责任不独对自己，同时也是对他人、对社会。
把自由和责任放在一起谈，是对那个时代乃至今天的一种纠偏。没有责任的自由和没有自由的责任同样可怕。后者作为传统文化的痼疾暂且不论，前者，由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意志自由等多染法德浪漫传统，尤其夹有尼采之类的“超人”喧嚣，惟张扬自由之意志，而根本无意识于自由之下的责任及后果。那样的自由唯我所欲，大快人意，但对别人却可以构成危害。比如，你如果有挥舞手臂的自由，但须止于别人的鼻梁之前。这一句话，前者是自由，后者就是责任，否则，别人的面颊不免遭殃。问题是，五四时期的知识界有几人能清醒意识到自由之权责？
《不朽》一文，胡适在提出“社会不朽”、代有承传的同时，强调的就是个人这个“小我”须对社会、人类这个“大我”负责任。“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责任”。
责任，在胡适那里，是一种属于自律性质的伦理准则。他反反复复地谈责任，而且自觉践履。这里，可以看如下两条：
1923年，北洋政府下令“取缔新思想”，胡适正好生病住院，于是有人怀疑胡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胡适特地在《努力周报》上发文公示：“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胡适言之，胡适亦行之。
1929年胡适与执政的国民党因“人权论战”发生冲突，在后来没有出刊的《平论周刊》的“发刊词”中，胡适说：“我们深信，不负责任的秘密传单或匿名文字都不是争自由的正当方法。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我们深信，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如果自由可以视为目的，胡适更强调争自由的方法。
然而，尽管胡适一边反复言及责任，一边身体力行，我们今天似乎还有必要从胡适没有意识到的（或者说还差那么一丁点的）马克斯·韦伯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这位德国社会学家在谈及人的行为准则时，指出这样两种伦理以及它们的不同：
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
信念伦理，通常又称“意图伦理”或“目的伦理”，它的行事原则是，只要我认为自己的信念（意图、目的）是对的，则行事上（一）无论采取什么方式；（二）无论发生什么后果（这两点是一致的，因为不是行事的意图而是行事的方式导致相应的结果）都无妨。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和并非排斥动机但更注重行为结果的“责任伦理”区别开来。
就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来看，它盛产“目的伦理”而奇缺“责任伦理”，哪怕就是在今天，这种状况依然维持。胡适尽管没能够在韦伯的层面谈这问题（这不是今天可以苛求的），但他在1919年的一次讲演中，已然对当时推重“目的”的现象提出批评：“……还有一种平常人不很注意的怪状，我且称它为‘目的热’，就是迷信一些空虚的大话，认为高尚的目的，全不问这种观念的意义究竟如何。”胡适举的例子是“今天有人说：‘我主张统一和平’，大家齐声喝彩，就请他做内阁总理；明天又有人说：‘我主张和平统一’，大家又齐声叫好，就举他做大总统；此外还有什么‘爱国’哪，‘护法’哪，‘孔教’哪，‘卫道’哪……许多空虚的名词；意义不曾确定，也都有许多人随声附和，认为天经地义，这便是我所说的‘目的热’。”以胡适的眼力，他触及到了这个问题；以胡适的眼力，他又低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表象是“目的热”，病灶却是“目的伦理”。目的，特别是那些被声称为正义的，尤其能吸附人，并导致人的盲目。胡适批评“目的热”的人为“方法盲”，更进一步的说法似乎是“手段蛮”。当目的伦理的信奉者认为自己的目的是正确的，往往便无惮用任何手段。胡适，到底没能捅破这层玻璃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