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哥廷根思想与德国启蒙大学观
作者：叶 隽
戴文谈及的哥廷根大学的发展路径，倒确是给我们颇有启发〔2〕。一般而言，我们会以洪堡在1809年创立柏林大学为标志，认为这是德国现代大学诞生的标志。实际上，柏林大学不仅是德国大学的标志，亦更为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的起点。即便在现代性的宏观视野中，作为民族国家大学发展路径的德国大学史，也具有普遍性的功用和标本意义，值得仔细考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大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另类路径，就显得尤其需要关注。
与引领大学发展史风骚的南欧国家相比（如意、法）相比，德国大学出现晚两百年左右，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学发展史上属于后发者。德国第一批大学的创建情况大致如下：布拉格大学（1349年）、维也纳大学（1365年）、海德堡大学（1385年）、科隆大学（1388年）、爱尔福特大学（1392年）、莱比锡大学（1409年）、罗斯托克大学（1419年）。从十四至十六世纪，德国已拥有四十二所大学，是当时欧洲大学数量最多、最密集的国家。有论者认为：“德国大学是相当年轻的，但德国大学后来居上，对中世纪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3〕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大学虽有所进步，但经院哲学、烦琐哲学方式并未消除，而且划时代的科学，如数学、自然科学仍被排斥在大学之外。更经过1618年至1648年德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大学不但不再是进步的表现，而被看成是过时和衰亡的教育机构，这种局面直到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才出现新的转机。
在我看来，与其将十九世纪初期的柏林大学创建孤立地列为划时代标志，不如将十八世纪的两次大学改革纳入视野考察，因为这样既能显示历史演进中彼此难分的“血脉相连”，更容易比较出泾渭分明的“层次演进”。如果说，后者象征着现代大学的浮出水面，那么，前者无疑标志了传统大学的辉煌可能。这背后隐藏的判断是：中世纪大学的意义应当予以充分重视。其实，我们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德国三座古典大学城，都是中世纪时期就已诞生并一直在焕发着古典青春魅力的学术重镇——海德堡、图宾根与弗莱堡。事实上，这三座大学在现代大学的初创期虽并未有杰出的表现，但事实上一直负重前行，始终维系着德国大学内在演进的重要责任。
作为具备现代萌芽意义的第一所德国大学，当属建立于1694年的哈勒大学〔4〕。也就是说，在十七世纪最后的年头里，诞生了下一个世纪早期的学术重镇与文化城堡。虽然，这所大学在建立初期包容过坚持己见、与正统不合的托马修斯与弗兰克，从而一举成为思想自由的重镇；日后，沃尔夫也以此为基地，赢得了自己在哲学界的卓越声誉。但十八世纪居于德国大学中心地位的，还要算是新建于1737年的哥廷根大学。其创建者、长期出任大学学监的明希豪森（Gerlach Adolph von Münchhausen， 1688～1770）虽是选帝侯乔治二世（Georg II， August即1714年加冕的英国国王，他同时也是1727年至1760年间的汉诺威选帝侯）的大臣，但作为大学学监，却相当成功，他就曾非常明白地说过：“我的大学伦理，以声誉和实用为基础。”〔5〕
从创办者的思路歧异，我们可以看出柏林大学的划时代意义。因为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是费希特，改革者则是时为普鲁士教育司长的洪堡。虽然即便是在德国古典时代的大学观念中，洪堡与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的观点也明显有异，后两者在主张弱化大学的科学功能，而强化科学院的功用，而且显然更加一致，这明显是承继莱布尼茨的基本思路；而洪堡主张大学同时承担“教学与科研”功能的思路，显然是针对当时传统的一种冲击。但总体来说，德国古典大学观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尤其是在与此前盛行德国的大学观相比较的话。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认为，由柏林大学创立而导致的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形成，正是针对以哈勒、哥廷根大学建立而形成的德国启蒙大学观。
后两所大学的创建，实际上就是两次席卷德国范围的大学革新运动，这当然与其时德国的启蒙背景紧密相关并深受其影响。莱布尼茨所开辟的启蒙路径，具有极明显的德国特色。虽然莱氏不以大学为安身立命之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的意义不重要。继莱氏衣钵的沃尔夫，就曾以哈勒大学为自家的讲坛布道之所。而创建于十八世纪的哥廷根大学，则无疑是启蒙运动的重镇之一。在我看来，正是哥大与德国启蒙的珠联璧合，才为德国学术／文化的鼎盛时代奠定下极为重要的基础。通过这两次改革，尤其是十八世纪的哥廷根大学创办，德国大学逐步恢复了在学术上和科学上的地位，但仍然只能说是初步具备了现代大学的端倪，其基本思路仍不出实用之藩篱，而这正是启蒙时代的一个重要特质。
这一点也可以从知识精英与哥廷根的关系看出，海涅、俾斯麦、韦伯、高斯等人都曾在哥大求学（当然德国大学生往往是转学多校）。就中国留德学人而言，朱德、季羡林等亦曾与此校结缘。张维先生提出的“哥廷根思想”，虽然表面看去不过是物理学中力学领域的理论提升，但其基本思维方式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其实与大学理念中的“哥廷根思想”（此处特指代表着德国启蒙大学观）一脉相承，强调的都是实际功用。事实上，从哥廷根大学的发展史就不难看出，哥廷根思想的意义主要也在于，相对于人文学者的思维方式，它是以自然科学研究者为思想主体的。也就是说，他们探求的主要是求真求是的科学追求。日后季羡林到哥廷根留学，说：“大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德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许多显赫的名字，都与这所大学有关。以他们名字命名的街道到处都是。让你一进城，就感到洋溢全城的文化气和学术气，仿佛是一个学术乐园，文化净土。”〔6〕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留德学人陈省身这样回忆说：“十九世纪的德国数学当然是世界第一。德国的大学生可以到任何大学去注册。这学期在柏林听Weierstrass的课，下学期到哥廷根听Schwarz的课，随便流动。教授也可以流动。例如柏林大学已有M·普朗克、A·爱因斯坦，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在柏林大学自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就不妨到别的学校去创业。”〔7〕其实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德国数学的学科史，而且也是整个德国学术史传统。即由柏林大学与哥廷根大学构建起的德国现代大学的双重传统，而前者得到充分重视，后者却并未被认真纳入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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