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作家学者化确实不容易
作者：苗振亚
郑也夫对王蒙这段充满激愤的话感到震惊。震惊的原因是，王蒙并没有搞清楚“存天理灭人欲”的本意是什么，就联系当今实际，连珠炮式地抨击起来，这种不负责任的学风不应该发生在王蒙身上。而选择王蒙为批评对象，在郑也夫看来，也是澄清“存天理灭人欲”的最佳选择。
宋儒朱熹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完全不是王蒙所说的那种意思。这个问题不深奥，看几段朱子语录就会明白：
“人欲隐于天理中，甚几甚微。”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
“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
“天理人欲，正当于其交界处理会，不是两个。”
“以理言，人欲自胜不过天理。以事言，则须事事去人欲，存天理，非一蹴即几，一下即成。”
“释氏欲驱除物累，至不分善恶，皆欲扫除。”
“存天理去人欲，不仅是臣民的事，首先是皇帝要明察天理与人欲之辨，以裁处事务。”
……
有关“天理”与“人欲”的论述，在《朱子语类》中还有很多，仅从这几段语录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朱熹并没有把天理与人欲说成两个东西，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的区别十分细微，关键是要把两者交界处安顿好，而不能像佛教那样当成负累一律扫除。即如饮食，单纯追求美味不好，但把食物做得好吃一些，饮食而兼求美味，安顿得恰好，那也就无所谓“人欲”了。朱熹也承认，从道理上认识“天理”、“人欲”并不难，要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就不是容易的事了，因此他不要求一蹴而就、一下即成。看看这是多么通达的见解，何处能找到一丝道学气？
尤其令人佩服的是，朱熹竟敢用自己的话去教训皇帝，要求皇帝明察“天理”与“人欲”的区别，带头修养，以身作则，把国家的事情办好。应该说，这不是朱熹顺笔提及，而正是“存天理去人欲”的题中之义。这也间接告诉我们，“存天理去人欲”原本就不是针对老百姓的话题，针对的是上面，除皇帝大臣之外，最主要的是士大夫人群。先儒遗训“礼不下庶人”，作为一代大儒的朱熹自然不会突然昏了头，无缘无故地去给普通百姓立规矩，加礼教。但是，对待士大夫人群就不一样了，那要用另一把尺子。因为这些人是社会的精英与良心，不管是入朝做官还是在野为民，都是要用自己的言行去领导社会，影响世风，没有基本的道德训练，不明义利之别，那是不行的。
那么，当时的士大夫群体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呢？一言以蔽之：士风日下。读书为做官，做官为谋利，很多人已经不顾廉耻，什么下三滥的事情都能做出来。诸如什么：给主子学狗叫、替长官揩胡须、为秦桧做庄客、公开声称“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等千古丑闻，都来自这个时期的士大夫群体，因而才有“士大夫无耻”的名言写入史册。也许，如果没有士大夫这些肮脏事，义利之辨就不会成为当时的重大议题，朱熹也就不会有“存天理去人欲”之说。朱熹语涉时弊，更是真正的思想道德建设，所以，众多正直的士大夫才会群起响应，获得很大影响。
说起宋儒，那是一个人数众多，各有山头的群体，一片众声喧哗，很容易张冠李戴，皂白不分，整体认识宋儒不是一门简单的学问。很多人都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是宋儒说的，但这却不是朱熹说的，他不可能这样说。在宋儒中，朱熹广大精深，他既不蹈道学家义理空言，又不陷于当时名士的意气积习，最能平心论断，抉摘幽微，绝少片面性。他的话，因本意明确，说得深透，并不会导致人性的压迫与扭曲。这从当时妇女的生存状况也能看出来。那时，妇女的离婚与改嫁都是寻常之事，对妇女的贞节问题也没有什么过苛要求。
但是，元明以下就起了变化。后人普遍认为的朱熹，已经不是原来的朱熹了。种种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摧残妇女、有悖人性的行为，愈演愈烈，形成一种难以违拗的社会力量，有人却把这些罪孽记在了“存天理去人欲”的账上，最后的罪过似乎都应该由朱熹来负。不知道这是后人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论根据，拿大儒朱熹做替罪羊；还是朱熹抨击过“尊君卑臣”、“人主无过举”之类的谰调，惹得后来的人主不高兴了，看眼色行事的士大夫就有意误解他、糟践他?芽情况复杂，朱熹冤哉枉也。郑也夫文章中的一段话，似乎可以作为这种现象的诠释：“从一种思想到一种社会实践，是个极其复杂的流变过程。某个思想家是否要对后人的某项社会实践负责任，要负多大的责任，将是思想领域中的细致艰深的工作。”这样说来，又不仅仅是朱熹个案的意义了。
搞清楚了“存天理去人欲”的真正意思，让我们再看看作为作家的王蒙?熏与作为学者的郑也夫，在对待这同一问题的态度上又有什么不同。
在批评王蒙的文章里，郑也夫说到他对“存天理去人欲”的认识过程。他说，他早在十年前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究——也许，他那时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就决心彻底弄清楚它，而不是维持在不求甚解、望文生义、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状态。首先，他托朋友向当代大儒蒋庆先生请教。蒋庆先生为其打开一本本线装书，引证几段朱熹语录后概括：人的正当欲望就是“天理”，人的过分欲望才是“人欲”。然后，他自己又去翻阅有关文献，对蒋庆先生的论断进行确认。如此，他才有了对这个问题的发言权。而王蒙就不一样了。他或许根本就没有想到，他的理解会有什么问题，更没有想到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会有什么更深的意思。因而，他写文章的时候，也就不会想到或向人请教，或找一本《朱子语类》翻一翻，先把“存天理去人欲”的真实涵义弄清楚。他只是对当今动辄就拿起道德批判武器，笼统咒骂人欲横流的那些人有些愤激，于是，信手就借宋儒说事了。为图说得痛快，箭在弦上，最终就把宋儒与邪教主一锅煮了。
这就明显看出两个人的区别?押王更多诉诸情绪，郑更多诉诸理性与学识。当然，这种区别，与不同的专业习惯不无关系：王的专业不能缺少昂扬的激情，郑的专业时时离不开踏实的学问。
也许，在常人看来，王蒙在这件事上是很丢面子的。其实，“攻击宋儒，而不肯细读其书”（余嘉锡语），在古今大家名流中不乏其人，王蒙不是特例。另外，在郑也夫这位深博的学者面前，只挑出他“三个观点不敢苟同”，作为王蒙应该算是一张不错的成绩单了。我由此想到，前些年王蒙曾提倡过作家学者化。应该说，王蒙也是作家学者化做得最好的一位，他小说写得好，《红楼梦》研究也有心得。但是，看到郑也夫对他的批评，我才感到，作家学者化确实很要紧，但作家学者化确实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