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治古典文学者不应有的知识欠缺
作者：金文明
（一）唐代的“者”、“下”是否押韵，不能用现代读音去判断。
2004年4月，章先生在接受作家陈村的采访时，谈到了唐代诗人陈子昂的名篇《登幽州台歌》，他说：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里面其实押韵都不押，句式也不整齐，也不讲对仗，但是确实是很好的很美的诗。〔1〕
说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句式不整齐，也不讲对仗，写得很好很美，这些都没有错。作为一首杂言体的短歌，句式当然无须整齐划一，也不必讲对仗，但要说它连“押韵都不押”，那就未免有点信口开河了。
稍微懂点诗歌常识的人都知道，古诗是一种旧体诗，它在表现形式上，跟“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新诗是不相同的。新诗可以押韵，也可以不押韵，无韵的新诗照样称诗；而古诗必须押韵，不押韵就不能称诗。因此，是否押韵，是区别古代诗体和文体的一条基本准则。
陈子昂这首《登幽州台歌》押不押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验证：
其一，它的题名中有个“歌”字（“歌”本身是古代诗体的一种），而且后人编纂的《全唐诗》、《唐诗三百首》都把它收了进去。这说明作者和研究者公认它是诗，因此不可能不押韵。
其二，《登幽州台歌》一共四句，要确定它是否押韵，主要看二、四两句（首句可押可不押）。通过查检中古时代的韵书《广韵》，可知第二句末字“者”属于上声马韵，第四句末字“下”分属上声马韵和去声祃韵。无论马（ｍǎ）韵和祃（ｍà）韵，它们中古音的韵母都是相同或十分相近的，完全可以通押。
既然从题目、体裁和入韵字的查检上都确定了《登幽州台歌》是一首押韵的杂言古诗，那么，作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的章先生，怎么会独逞臆想，贸然地向公众宣告它连“押韵都不押”呢？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由于章先生的专业知识结构存在着某些不应有的缺陷。从《灾枣集》所收的几篇述学忆旧的文章中，我们了解到章先生早年曾师从过蒋天枢教授。在导师的点拨下，他攻读了《通鉴》、《史记》、《汉书》等史学名著和《说文》段注、《尔雅注疏》、《尔雅义疏》等文字训诂学专著，还“同时泛览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书”〔2〕，但恰恰没有片言只语涉及对治古典文学者至关重要的音韵学。这一专业领域知识的欠缺，使他无从了解中古语音和现代语音的演变和区别。一到需要准确表述的时候，差错也就无法避免了。据我所知，章先生籍贯浙江绍兴，平时出言吐语、诵读诗文用的都是略带方音的官话。《登幽州台歌》中两个本来押韵的字“者”和“下”，到了现代普通话里已经分道扬镳，变成毫不相干的ｚｈě和ｘｉà。我估计章先生诵读时，用的是他说惯了的现代绍兴官话，当然一点和谐顺耳的感觉都没有，所以才会冲口而出，说它连“押韵都不押”了。这个差错，归根结底，只能是缺乏音韵学常识造成的。
为了证实上述情况，这里再举一个相关的例子。
他在《自我的觉醒和悲哀》一文中，引录了三国魏阮籍的一首《咏怀》诗：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3〕
这是一首确定无疑的押韵的古诗。其中第二句和第八句的入韵字就是“者”和“下”。章先生全文加以引录，而且还对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作了细致的分析，当时并没有认为其中的“者”和“下”不押韵。然而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后来到了要谈论另一首《登幽州台歌》时，他却把阮籍这首同样以“者”、“下”押韵的《咏怀》诗完全忘记了。这说明“者”和“下”的押韵与否，在他那里完全是一笔糊涂账。
（二）研究古代文化的人，要学一点干支纪日的常识。
在古人撰写的墓志铭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种用数字和干支配合纪日的形式，例如：
大唐贞观十八年岁次甲辰九月辛未朔廿三日癸巳
上面这一日期，如果用最简单的形式来记述，还可写成：
贞观十八年九月廿三日
以上两种繁简不同的纪日形式，在古代的墓志铭中，哪一种属于常用的呢？说来也许让人不敢相信，根据我对《唐代墓志汇编》的查检和统计，前者的数量要远超于后者。
明明有着简单明了的表述形式，为什么古人偏要舍简就繁呢？
这里的原因一时还说不清楚。但有学者认为，它可能跟考订历日的需要有关。刻在碑石上的墓志，其文中记载的时日，往往会因年代久远而导致字划缺损，如“十八年”缺字而成“十□年”，“廿三日”缺笔而成“廿二日”。这样，原来的日期就不得而知了。但如果有相应的干支标注在那里，只要查一查历表，或用干支表推算一下，缺损的数字就可以被准确地补出来。如“大唐贞观十□年岁次甲辰”，查唐代的历表，可知“甲辰”即“贞观十八年”，缺损的“□”便可确定为“八”而补上。又“九月辛未朔廿二日癸巳”，已知“九月朔”（初一）为“辛未”，查干支表时就从“辛未”往后数到“癸巳”，其数为“二十三”，便可确定“廿二”系笔画缺损而致误，应当改正为“廿三”。
干支与数字的互相配合，可以检验历日记载的正确与否，帮助人们补足缺字，纠正差错。这种方法，已经为许多学者熟知并掌握，广泛运用于文史研究和古籍的考订。
运用干支和年月日的对应规律以考证历日记载的重要性，已如上述。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作为古代文史专家的章培恒先生，是否掌握了这门知识和技能。这里试举两例：
1980年，章先生在《〈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一文中谈到邵氏《闻见录》时，将此书自序所作的时间抄引如下：
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温书。〔4〕
这里的日期和干支，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绍兴”是南宋高宗的年号。查一下宋代的历表，“绍兴二年十一月”的“朔日”，其干支为“戊午”。再据干支表，从“戊午”往后数“十五”，其位置在“壬申”。这说明“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干支应当是“壬申”而不是“甲子”。邵伯温作自序时，不可能写上这样一个错误的“干支”，章先生所据的版本肯定有误。其实，现存邵氏《闻见录》的本子并不少，其明钞本所署干支即作“壬申”而不作“甲子”。章先生自称曾“泛览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书”，为什么就想不到把明钞本拿来校勘一下，以改正底本的差错呢？看来这是由于他缺乏必要的干支纪日方面的知识，因此也就无法发现这一并不十分隐蔽的差错了。
1982年，章先生在《〈施耐庵墓志〉辨伪及其他》和《施彦端是否施耐庵》两篇论文中，引录了两处干支纪日的文字。一处是根据施氏族谱所收杨新撰写的《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末尾所署的立碑时间：
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望日壬寅吉立。〔5〕
另一处是1958年出土的施让之子文昱安葬父母的地券所署的下葬时间：
大明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朔越有十五日壬寅。〔6〕
章先生抄引了这两段文字后说：“年、月、日无一不合，这《墓志铭》绝不是后人造得出的。”这里，我不想就《墓志铭》的真伪问题发表什么意见，只想问一下章先生：你对这两段干支纪日的文字，有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矛盾和差错？如果看不出来，我就给你提两条：
其一，比较两句引文，可以看出上句中“二月乙卯”后少了个“朔”字。这个字是万万不能少的。缺了它，“乙卯望日壬寅”这样的说法就让人不知所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