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小书中的大问题
作者：伍 国
很长时间以来，受革命话语的影响，我们一直自然而然地相信，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从孙中山比较温和的“耕者有其田”，到毛泽东比较激烈的土改，都一直把土地所有制的变更作为社会变革的中心。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封建制度的基础并不是非经济的强制，而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人们也一直相信，只要土地问题得到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秦晖在《农民中国》论文集中开首的一篇《关于农民问题的历史考察》中的研究则指出，围绕土地所有权产生的矛盾，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根本矛盾。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少有为争夺土地而起，而大都是因为反抗官府欺压，“历代农民战争主要爆发在自耕农为主的地区，而在租佃率较高的地方（如明末的江南）反而罕见”。
秦晖的这一发现，可能足以改变很多既有的观点，以致我2004年4月在耶鲁大学听史景迁教授一次学术演讲的时候，他就专门提到秦晖的名字，转述了这一观点。事实上，就是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革命中，这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历史上中国北方多自耕农，南方多佃农，然而革命却是由北方扎根后席卷到南方的。我想，对土地关系的再认识，可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重新关注“非经济的强制”。其实，秦晖所认为的农民／地主的租佃关系并不是要害，在费孝通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经典名著《江村经济》中，完全找得到实证的例子。在费孝通笔下，农民和地主之间实质上是一种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地主为了维持这种关系，还常常允许农民缓交地租，农民因为不交税而被关押，地主还会把他保释出来——当然，这不是地主仁慈，或“阶级斗争熄灭”，地主需要人干活，就像房东（在英文地主和房东都是landlord）需要房客交房租，有时也不免宽限几天一样。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地主在农民家庭和国家政权之间起了一种缓冲作用，使得“租佃率较高的地方”农民战争反而罕见。毕竟，地主和农民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强制关系，而国家和农民之间则完全存在附属和强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孙中山提倡“耕者有其田”，但他基本是从经济而不全是道德角度提出的。因为孙中山认为，只有改变私人大量占有土地以及投资于土地的现象，才有助于将把社会财富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而投注到工商领域，促进实业发展。
这样一来，我们看待整个历史上的社会革命的角度就不应该集中于农民地主的阶级关系，而集中于国家政权和国民（在过去当然是农民）之间，即“官”和“民”的互动，要探讨的问题，不是阶级关系如何左右历史进程，而是国家究竟以怎样的形式在实施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秦晖在《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一文中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认为，以为历史上中国的乡村基层社会是一个个的大家族构成的宗法社会是站不住脚的。在对汉代和唐代的若干出土史籍以及敦煌文书进行分析后，秦晖指出，在中国的传统村落中，姓氏是非常多元杂处的，构不成大家族统治的情形，所谓的宗族组织和宗族观念都是很淡薄的。另外，家族统治也并非中国独有，在中世纪欧洲同样存在。这又使我们对原有的、以为古代国家政权在县以下实行“自治”，依靠家族实行社会控制的观点起了疑问。秦晖在《“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一文中，以“大共同体本位”来描述大一统的国家统治，指出这种统治是建立在打破原有的小共同体之上的。于是，中国人看起来在小的社区中拥有了相当的“自由”，但事实上却被“大共同体”更加严格地控制起来。除了行政控制外，在此我想以葛兆光教授的《屈服历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为例做点补充。葛兆光指出，在唐代，国家权力已经对宗教进行了严格的“制度性控制”，寺观的数量、僧道的数量都由政府管理，“国家对宗教拥有绝对的权力”。
从这里向前一步，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国家和民众的矛盾更为基本和直接，那么它就不会因为土地所有制的变更、家族的崩溃而改变，即使重新分配了土地，农民和国家的矛盾也还是存在的，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农民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问题。这样一来，经典论述中关于秦代以后“土地私有制”和“地主阶级的统治”的历史分期论可以换成专制国家政权的建立，以及其在空间上的延伸和时间上的延续，乃至它与民众之间的持久矛盾。“土地革命”可以一劳永逸地带来翻身和解放的神圣外衣，岂不是该被剥掉了吗？
中国的真正特点，假如既不是紧张的农民／地主对立关系，也不是政权的科层制度和家族制度的并存，就必然促使我们再次关注国家的直接行为，也就是秦晖提出的第三个观点，即国家政权事实上是直接延伸和作用于“民”个体和他们的小家庭的，其间既没有土地关系的遮蔽，也没有家族的横亘，而这种控制的实际执行者是“吏”。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中以吴简为资料进行的研究显示，中国古代的乡村基层控制，可能远比我们今天想像的要活跃和厉害，绝不是“天高皇帝远”之类的戏语可以解释的。的确，朝廷官员只派到县一级，但是借此认为县以下真的“自治”是过于天真了。由于县衙不可能直接管辖到基层，因此必须雇佣和依赖“乡吏”来办事，县以下有非常完善和发达的“乡、里、丘”组织。这些乡官“劝农”，管理户籍，收税，维护官方文化统治。他们“都不是‘乡村自治’的体现者，而是国家权力下延于乡村的产物”。但问题是，县官作为最低一级朝廷命官，虽然是官场里的“芝麻”，也还得通过考试才能上岗，而且要接受上级的督查，而乡吏则不需要考试，既不是朝廷命官，也就不可能吃朝廷俸禄，他们的收入，自然是直接和间接压在农民头上的负担，然而早在汉代，他们的数目就已经大得惊人——秦晖所举的汉代两个“乡政府”，乡吏的人数竟多达三十七人至四十人！这提醒我们，“吏”其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层，是苛政的直接执行者。从白居易的“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和杜甫的“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我们不难想像唐代“吏”们的职责范围和他们的威风。晚清思想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哀叹：“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与吏耳。而吏视官为甚，顾氏炎武谓之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王韬则在《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才论》中区分了“儒”和“吏”，认为儒掌管“学校教授”，吏“掌钱谷刑名之事”，但吏“不知先王之治道，而专以法令从事……”
国家政权对社会进行如此严密的控制，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指出，“民字本义是奴隶”，可见“民”处于被监控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秦晖在《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一文中则断言，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设计中真正起作用的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性恶”的法家思想，把人性理解得十分阴暗，而不是尚带有一点道德理想主义和民本色彩的儒家思想。法家和儒家不同，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威和秦晖所说的“行政安全”。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法家的“性恶”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看似接近，实则完全相反，因为基督教的“原罪”观是相对于上帝而言，是把君主也包含在内的，而法家既然讲君权至上，那么“性恶”只能针对一般民众，是把庶民和王公贵族分开的。实际上，性的恶是从上到下逐步递增的，越下层者越“恶”。当法家的强权统治不过把儒家当成一种工具和理论装饰的时候，孟子的“民贵君轻”事实上已经没有意义了，“官”和“吏”可以充当监控者，“民”只能是被监控和惩罚的对象，而且必须交税来养活监控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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