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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讲演
作者：傅国涌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之后，“新月派”出色的文学评论家叶公超如此评价：“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刚性是属于他自己的，华丽、柔媚是他没有的东西。”“在杂感文里，他的讽刺可以不受形式的拘束，所以尽可以自由地变化，夹杂着别的成分，同时也可以充分地利用他那锋锐的文字。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得最明显。”
其实，这些话用来评价鲁迅的讲演也未尝不可，他的讲演同样的刚性、挺拔，有时甚至很锋锐，三言两语，就能击中要害。1927年10月25日，他在上海劳动大学演讲一开头就声明：“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他在《集外集》自序中也说：“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1932年11月27日，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大操场上露天演讲，轰动一时，《世界日报》“明珠”副刊随后（12月1日—2日）刊登孤萍的《看鲁迅讲演记》说，那天鲁迅在学生自治会休息时，围住他的青年纷纷提问，有人说：“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他的回答是：“不能了，要走。大家盛意可感的很，我努力用功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挤。”
尽管他自认“不善于演讲”，讲的不如写的，但是他的讲演常常给听讲的青年留下至深的印象，1932年11月22日听过鲁迅演讲的北大学生严薇青回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听起来相当吃力，但是语言简练，大部分能听得懂。”
同一天下午在北京辅仁大学文学院听过鲁迅演讲的木将，多年后回忆说：
先生穿着一件灰朴朴的长袍，和在相片上所见到的一样，短发直直地立着，留着胡子，脸是苍白和瘦削的，没有笑，坚定地站在那里，两眼平和地看着大家。他不是叱咤风云、锋芒毕露地口若悬河，而是声调平缓地在讲话，像年老的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生活故事。然而就是这些讲演，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看见先生铁铸似的站在北中国的夜空下，站在人民大众的反抗风暴中，愈久弥新。
1933年1月，上海《出版消息》第四期发表署名“美子”的《作家素描?眼八?演：鲁迅》一文说：“鲁迅很欢喜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鲁迅干脆把自己的一本杂感集取名《南腔北调集》，作为“答复”。他在《题记》中说：“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事实上他并不喜欢演讲，大多数时候，他去演讲，往往是主办方再三邀请，盛意难却而去的。他在说话时并不口吃，这一点大凡听过他讲课、演说、谈话的人都可以证实。“至于说用语是‘南腔北调’，也是一种诬枉。鲁迅虽生长东南，而居北方甚久，说话虽较低缓，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但吐字清楚，条理明晰，绝无倒南不北，缠夹不清之弊”。“他说的国语，略带一点江浙味，吐音清切，引证比喻，又均适贴而富于幽默感，使听众既易理解，又感兴趣”。“每一个听过鲁迅演讲或教书的人，一定都能证明：鲁迅不但善于作文，就是演讲，也很能吸引听众。”
二
1912年，鲁迅在教育部举办的暑期演讲会上讲美术，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他讲的内容和他那一时期写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大致相同，但讲得“深入浅出，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鲁迅生平第一次公开演讲。
鲁迅一生至少做过六十多次讲演，横跨了1912年他任职北京教育部到1936年在上海谢世的二十四年。讲演成为他表达思想、面向社会、特别是影响青年的重要方式，二十四年中，他的六十多次讲演影响及于几代青年。正如曹聚仁所说，他一生所作的几回讲演“都是很重要的”。
当然，最为轰动的还是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师大的那次讲演，虽然内容并不是最精彩的。讲演先是准备在风雨操场的大礼堂举行，窗户上、讲台上都挤满了人，水泄不通，连鲁迅上讲台都很困难，是从人丛中挤进去的。讲演只好改在大操场露天举行。只听见有人喊了一句“到大操场去”，人群便如潮水般涌出。
于伶回忆：“鲁迅先生兀立在一张方桌子上讲话。当时还没有传声扩音的话筒与喇叭这样的电气化设备。先生为了要让四周的几千人尽可能听得到，真是‘大声疾呼’了。但离得远的听众还只能看到鲁迅先生的战斗的姿态。”俞芳回忆：“在大操场的排球场附近摆着一张大方桌子，鲁迅先生就站在这张桌上讲演。听众很快地围在桌子的周围，前面的坐着，后面的站着，密密层层的。我在礼堂内倒是占着较前面的位置，而挤到操场却在较后面了。那天天气较冷，有风，当时又没有扩音器，而且鲁迅先生又要照顾四周的听众，在讲演中，只得经常转换方向。讲演的内容听不大清楚，现在也记不全了。”
在这前后，他在北平的几场讲演，每一次会场几乎都被青年“围得密密层层，风雨不透”。鲁迅的讲演为什么有着如此之大的号召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亡的刺激日甚一日，青年思想逐渐激进，向左翼靠拢，鲁迅的人气迅速上升。林辰认为，青年人对鲁迅的热情固然是由于他数百万言的著、译，也由于他浩然独立的人格与独具一格的个性魅力，当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他的讲演本身，常常不是无的放矢的空谈，而是有着坚实深刻的内容，并不像他自己常说的“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郑伯奇曾几次陪同鲁迅前往上海的大学演讲，他的看法是：“鲁迅先生的演讲能够打动听众的心坎，正如他的文字一样，因为他能在日常生活的微细现象中，找出高深理论的具体根据，又能用素朴而深刻的日常言语，将这理论表现出来。”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鲁迅的演讲技巧，单是他的讲题就常含苦心，精心所拟，如：《娜拉走后怎样》、《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同时，他的讲演嬉笑怒骂，并不气闷。他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文中说：“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
1927年11月6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演，一位听众留下这样的记录——他讲到广州的蚊子多，而且比江、浙的要大些，嘴也要长些，“吸起血来不用说是厉害得多，我是供给不起的”。——“说到这里，先生微笑了，同时，引起了大家一阵欢笑；但到了大家发笑的时候，他却不笑了，反而看着大家笑。——这是鲁迅先生演讲时惯有的风格”。
1928年5月15日，应陈望道之邀，鲁迅到上海江湾的复旦实验中学讲《老而不死论》，陈望道回忆，“我记得，当时鲁迅先生的演讲极有声势，他幽默而泼辣地指斥当时的黑暗势力。每当讲到得意处，他就仰天大笑，听讲的人也都跟着大笑”。
1930年2月，鲁迅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讲绘画，快要结束时，他说：“今天我带来一幅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请大家欣赏欣赏。”——“说时一手伸进长袍，把一卷纸徐徐从衣襟上方伸出，打开看时，原来是一幅病态十足的月份牌，引得哄堂大笑。在笑声中结束了他的讲演”。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演讲与口才》杂志上读到过一篇题为《鲁迅的演讲观》的文章，作者指出，鲁迅虽无意做一个演说家，却成了杰出的演说家。鲁迅也没有专门研究过讲演的理论和技巧，但其讲演却每每切中要害，入木三分，而且他的讲演从不拖泥带水，浪费听众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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