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圣旨原来也有假
作者：眭达明 刘 辉
在“朕言即法”的古代，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和指示，也就是老百姓通常所说的“圣旨”，是中国古代帝王权力的载体和象征，无疑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巨大的威慑力。直到如今，我们都还经常能够从火爆荧屏的宫廷戏剧中领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大凡圣旨一到，无论皇亲国戚、王公大臣，还是普通官吏、草民百姓，无不伴随着一声威严的“圣旨到”而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地，因为一道圣旨顷刻即可决定或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应该说，这种描写是绝对真实的，也是完全可信的。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在古代，皇帝的圣旨不仅有许多是官样文章，是官场例行的公文，而且还有不少是假的。这种假圣旨，既有形式上的，也有内容上的；既有别人伪造和冒充的，也有皇帝本人授意或有意为之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五花八门。圣旨有假的，上行下效，其他公文自然也有假的。如果有人开一个古代假圣旨（公文）展览馆，展品肯定汗牛充栋，让人大开眼界。
假传圣旨，平息民怨
方腊起义是爆发在北宋末年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领导这次起义的领袖方腊原是两浙路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西）西部山区的一个漆园主（另一说是佣工）。当时，宋徽宗重用“六贼”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等人，分别在苏州和杭州设立应奉局和造作局，由朱勔主持其事，年复一年地强取民间奇花、异木、怪石。应奉局的官员只要听说哪个百姓家里有块石头或者花木比较精巧别致，就带了兵士闯进去，用黄封条一贴，算是进贡皇帝的东西，要百姓认真保管。如果有半点损坏，便会被派个“大不敬”的罪名，轻的罚款，重的抓进监牢。有的人家被征的花木高大，搬运起来不方便，兵士们就把墙壁毁了或干脆将房子拆掉。应奉局官员有时还乘机敲诈勒索，逼得民户倾家荡产，有的人家卖儿卖女，到处逃难。
朱勔把搜刮来的花石竹木，用大批船只经由运河运往首都开封。十艘左右的船只组成一个运输队称一纲，因而又称为“花石纲”。由于抢夺来的花石数量太多，络绎不绝的花石纲船队致使运河航道不畅，“花石纲”部分改用海运。花石纲把东南一带闹得昏天黑地，出产花石多的地方，百姓遭殃也最重。例如，睦州青溪这地方，出产各种花石竹木，应奉局常常派人到那里搜刮，方腊家里自然也经常遭到勒索。方腊恨透那些官府差役，又看到当地农民兄弟受尽花石纲的苦楚，就决心把大家组织起来，造官府的反。宣和二年（1120）十一月底，起义军打下了青溪县城。深受花石纲之害的两浙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随即占领睦州、歙州（今安徽歙县），逼近宣州（今安徽宣城）。农民军所到之处，见官即杀，对恶霸土豪则坚决镇压，焚烧他们的房屋，把财产分给贫苦的农民。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很快发展到几十万人，并先后攻下了六州五十二县的广大地区。
方腊起义军的蓬勃兴起和迅猛发展，吓坏了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当时，宋朝与金国订有“海上盟约”，约定两国共同进攻辽国。为了执行这一盟约，宋朝已调集各路精兵强将，准备进攻辽国南京（燕京，今北京）。当得知方腊起义的消息后，宋朝马上停止对辽作战，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率领准备攻辽的十五万大军前往镇压。宋徽宗授予了童贯极大的权力。在给童贯送行时，宋徽宗握着他的手嘱咐说：“东南方面的事情就全部交付给你了。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就用‘御笔手诏’下达命令。”所谓“御笔手诏”，其实就是皇帝的手谕，也就是皇帝写的白条子。白条子也能处理政务，本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但在北宋后期，用“御笔手诏”处理政务、任免官员，不但十分盛行，而且比正式公文还管用。
童贯到了江浙前线后，看到百姓苦于花石纲的严重侵扰，知道东南地区为害最大的就是这可恨的花石纲；又听大家说“乱贼”之所以不能迅速平定，就是因为花石纲的危害使得民怨沸腾，老百姓都痛恨政府而袒护叛党。出于剿抚结合、分化瓦解的战略需要，童贯当即利用宋徽宗授予他的权力，命令下属董耘撰写诏书，并以宋徽宗“御笔手诏”的名义罢除花石纲和苏杭应奉造作局，以平息百姓怨气，收拾民心。诏书用语既谦虚又诚恳，就像古代帝王颁布的《罪己诏》一样，通篇表示自责，把所有的不是都归到了皇帝身上。江浙一带的老百姓见到这一诏书后，哪里分得清是皇帝颁布的真圣旨还是童贯代行的假圣旨，他们就如拨开云雾见日出一样，不仅消除了对朝廷的怨恨，而且还高兴得欢呼雀跃起来，就连那些深切同情和积极拥护方腊起义的人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失去了广大老百姓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加上起义军战略上的某些失误，方腊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1〕。
童贯是北宋末年的著名大宦官，他靠逢迎讨好宋徽宗而获得宠信，充当监军，手握兵权近三十年，不但在战事中冒领军功，掩盖败绩，迷惑人心，得邀恩宠，而且培植党羽，残害忠良，卖官鬻爵，胡作非为，被称为“六贼”之一。但他在平定方腊起义时以皇帝“御笔手诏”的名义罢除花石纲和苏杭应奉造作局，还是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份“圣旨”虽然是假的，但它确实起到了平息民怨、挽回人心的作用。童贯到了江浙前线后，如果不是迅速采取这一争取民心的措施，他要平定方腊起义，那是相当困难的。然而昏庸的宋徽宗并没有吸取这一教训，形势稍有改观就马上恢复了应奉局，继续原来的错误政策。五年后，北宋被金国灭掉，他自己也当了俘虏，也就不奇怪了。
模仿笔迹，乱写批示
童贯假传圣旨，虽有伪造圣旨之嫌，但毕竟是在宋徽宗亲自授意之下进行的，所以，这份“圣旨”形式上虽然是假的，但内容却是真的，而且客观上又为当地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所以不能算作什么大坏事。而宋徽宗朝另一个大宦官梁师成让人模仿皇帝笔迹，伪造“御笔手诏”，以售其私，就完全是一种祸乱朝政的行为了。
梁师成，字守道，开封人，起初只不过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内侍省书艺局的小宦官，后来专门负责出外传宣皇帝诏旨，才逐渐被宋徽宗所宠信，当上了武阶官最高的太尉，宣和四年（1122）又获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梁师成这个宦官因为稍知诗书，略懂文法，加之为人机灵乖巧，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好感，让他代行文书，参与朝政。发展到后来，不但“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取代了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作用，而且他还挑选了很多擅长书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的笔迹，伪造宋徽宗的“御书”，也就是“御笔手诏”，然后掺进别的公文一道下达〔2〕。因为这些“御书”同皇帝笔迹一模一样，受文单位自然不清楚它们是假的，于是同皇帝的圣旨一样贯彻执行。梁师成祸乱朝政到了如此地步，真是触目惊心。假如宋朝不盛行所谓的“御笔手诏”，皇帝不带头用白条子封官和处理政务，梁师成也就不可能如此胡来。
模仿皇帝笔迹签发文件和写批示，其始作俑者当然不是梁师成，而是早有其人。如《南史》的《恩幸传》就记述了二十多位“恩幸”（皇帝宠爱的人），这些“恩幸”官位不高，却“势倾天下”。他们都是寒门出身，都做过中书舍人（秘书），都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取得皇帝的宠爱。皇帝对这些人，自然也是另眼相待、十分器重的。如在南齐得到三朝皇帝宠任的纪僧真，早在齐武帝之父齐高帝萧道成为南朝刘宋政权的中领军时，就在府内任主簿（秘书）。萧道成对他十分信任，让他模仿自己的笔迹在文书通告上签名，久而久之，纪僧真的字体和萧道成的一模一样。从此凡是需要萧道成签发和批复的文书统由纪僧真代理。由于纪僧真模仿的字迹可以假乱真，所以萧道成看了也笑着说：“连我也分辨不出来了。”〔3〕
假中有假，以假治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