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纪德看到了什么
作者：王 淼
要想真正弄清纪德对苏联的真实看法以及他访苏归来之后的所思所想，我们首先需要对纪德访苏之前的思想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世界形势变幻、波诡云谲的时代，世界大战的威胁与经济危机的阴影，使得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普遍陷入了一种生活困顿与精神迷茫的状态之中。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与不满，那些具有正义感的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在焦虑与不安的情绪中试图去寻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在他们眼中业已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彼时的他们，则纷纷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身上——安德烈·纪德无疑即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作为一位知名作家，纪德身上有着浓郁的自由主义色彩，他的左翼情结也由来已久。鉴于西方社会的现状，纪德开始对马克思的著作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他的非洲之行，则让他亲眼目睹了民族之间敲诈勒索的残酷现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给他的心灵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触动。所以，纪德既被《资本论》中的道义力量所打动，同时，他也执著地相信“马克思主义付诸实施，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建立一个新社会，可以使人飞跃发展”。他甚至进而认为，世间无疑存在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解决方法，能够一劳永逸地避免人剥削人所造成的人间惨剧。纪德不无欣喜地看到，终于有一个国家拥有了这样的真理，这个幸福的国度就是苏联。1934年，纪德发表了自己的《日记》散页。他在其中这样写道：“（我）盼望活得够长久，看到俄国的计划成功，看到欧洲的国家对着他们硬是不承认的事实俯首无言……我从来没有抱着这么大的热忱注视未来，我由衷地赞同这个巨大却完全人道的事业。”次年6月，纪德与另一位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一起，参与筹建了极具左翼色彩的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在该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和罗曼·罗兰双双进入了由十二位重要成员所组成的大会主席团。
苏联官方对纪德的举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次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并借以摆脱孤立处境的机会。就在纪德公开发表支持苏联的言论期间，苏联政府曾经多次邀请纪德访苏。纪德本人在经过了一番犹疑之后，方慎重地提出与五位朋友共同出访的要求。苏联政府很快接受了这个条件。一切准备就绪，纪德在作家希夫林·吉尤、杰夫·拉斯特、欧仁·达比，以及曾经在莫斯科住过两年之久、精通苏联各项事务的皮埃尔·埃巴尔等人的陪同下，正式开始了访苏的行程。纪德本人无疑非常重视这次苏联之行。在日后的追忆中，他仍然坦言这次旅行在自己“一生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肯定是大精灵之一”。但他同时也明白，自己这次行程将要记下的也未必都是歌颂苏联的话语。的确，他虽然是抱着去亲眼目睹“所有国家中最幸运的国家”的目的前往苏联，但他也极有可能会面对一个他并不希望看到的现实。不管怎样，纪德总算得到了一次验证自己理想的机会。无论是好是坏，他都要正视自己即将看到的那个“榜样”与“向导”，却决不能昧着良心去信口雌黄——“只有真实可靠的才可以接受，一切神秘论调都要从那里赶走。”纪德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作为一位作家，纪德在苏联所受到的礼遇之隆，是他本人也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享受到了只有国家元首才能够享受到的待遇。从纪德踏上苏联国土的那一天起，他就非常惊诧地发现，自己已经处于鲜花与掌声的包围之中了。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一定会有盛大的欢迎仪式，随之而来的即是地方行政官员全程陪同的参观和游览。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个村庄，只要是纪德经过的地方，到处都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彩旗，上面写着“欢迎安德烈·纪德，法国最伟大的作家！”更让纪德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他走进一个剧场时，正在演出的戏剧竟然也会马上中止，全体观众起立，在法国国歌《马赛曲》的伴奏下向纪德致意。值得一提的是，纪德还很荣幸地被邀请参加了高尔基的葬礼。他不但走上了设在红场的高尔基追悼会的主席台，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等苏联领袖们站在一起，甚至还亲自为高尔基致了悼词。当纪德站在红场高处，凝望着如此壮观的场面，凝望着下面川流不息的人群时，他既为苏联感到骄傲，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在任何别的地方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人情味。他觉得，那是同志加兄弟的真正情谊。他说：“我们的思想中是把文化的命运和苏联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捍卫苏联。”“为了它我可以放弃世界上最美好的景致。”
至少从表面看来，苏联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井井有条、那么高尚、那么完美，但是，随着游览的不断深入，纪德仍然凭着自己的直觉感到了其中的虚假。很显然，他们每天的日程都是策划好的，见什么人，不见什么人，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也明显经过了一番精心的安排。在纪德眼中，这里的社会虽然看起来的确像一个人类的乐园，但人们的所作所为却总是带有一种表演的痕迹。而且，随着时间流逝，这样的蛛丝马迹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这让纪德感到了深深的不安。终于，纪德寻找到一个可以打破官方安排的机会。那是在从莫斯科到奥尔忠尼启则去的列车上，纪德一行本来有自己的包厢，但他们却通过与列车员的交涉，与另外车厢中的一群到高加索去度假的共青团员交上了朋友。在与他们无拘无束的交谈中，纪德既被这些年轻人的热烈情绪所感染，同时，也深为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无知，以及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感到惊讶。如果说这次偶然的相遇还让纪德对自己的所见所闻充满了疑惑，那么，纪德以后的经历则让他完全证实了自己的判断。有一次，当纪德询问一位大学生的外语成绩如何时，他竟然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几年以前，德国和美国还有东西可以让我们学学。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向外国学习的了。因此又何必去讲他们的语言呢？”对此，纪德在自己的游记中作了如是评价：“苏联公民对外国的无知非同一般。更有甚者，苏联公民被告知国外各方面一切都不如苏联。他们巧妙地让苏联人保持了这种幻觉。因为重要的是让每个人庆幸自己处于让他免遭更不幸的痛苦的政权之下，即使这个人并不很满意。”也正是基于这种见闻，纪德认为，由于阻止了和外界的联系，苏联人的幸福实际上是建立在期望、信任和无知之上的。于是，纪德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文化完全朝着同一方向，无公允可言，涉及各个方面，几乎完全没有批评精神。”
应该承认，纪德的眼光是非常锐利的。虽然纪德在苏联只有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面对的是一个经过了层层美化之后的现实，但他还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与分析，看到了苏联政治隐秘的另一面。而他游记的笔触也同样涉及苏联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莫斯科，纪德这样记录了自己的观感：“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莫斯科的街上让人如此感到社会平均化的结果：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每个人的需要似乎都是一样的。……人人都异乎寻常地穿得一样。如果能够看到人们的思想的话，无疑地这种千篇一律也一定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也正因为这种一致，每个人能够快乐，并且表现出快乐的样子。”同样是出于绝对平均化的结果，苏联人对于商品的需要也显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喜爱，而只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因而，“那些商品几乎都不堪入目，简直让人以为这些商品是尽可能地为了倒人胃口而制作的”。苏联人的住宅也好不到哪里去，里面除了千篇一律难看的家具和同一张斯大林像外，其他几乎一无所有，“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东西，没有一点点私人纪念品”，以致“每一住所都是一模一样，完全可以互换，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们也是一模一样，可以调换，如果他们互相换一下位置也不会被人察觉的”。当然，令纪德感到震惊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在他看来，最不可思议的个人崇拜在苏联人眼中竟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纪德所到之处，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私人住宅，“到处都悬挂着斯大林的头像，人人嘴上都挂着他的名字，每一个人的讲话中都无可遗漏地颂扬他”。在斯大林的故乡戈里，纪德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他出于礼貌发一份电报给斯大林，对自己在苏联受到的接待表示感谢，只是因为电文中没有加上“您，劳动人民的领袖”，或者“各族人民的导师”的字样，营业员竟然拒绝拍发。直到纪德妥协之后，电报才如愿发出。这些记述很容易让人想起“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类似情节。但纪德的文字不是想像力的产物，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虽然他的确无心讽刺，但他的文字却具有更加深刻的讽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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