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畅饮政治苦酒的文人
作者：王贵成
明代江南才子、《永乐大典》总编辑解缙即是这些文人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个。
一
说起解缙（1369—1415），不但有明一代，就是放到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那也绝对是一大才子。当他奉明成祖朱棣之命走上《永乐大典》总编（当时叫监修）的工作岗位时，才三十四岁，若在现时，正是读博士后的年纪，顶多算个青年学者，能有多大成就呢。而我们的解总，当时已是翰林学士，穷尽了经典图籍，阅遍了千古文翰。正因为有这样的大才，《永乐大典》这样的煌煌巨制才有可能完成。中国历代的学问大家可谓不少，但可和解缙比肩者甚少。清代编《四库全书》的纪昀勉强可算一个，但那也是解缙的开创性劳动承前，纪昀才可能启后。这样看来，解缙可算“千古一才”。当时解缙领导着一个总数在三千人左右的庞大编纂机构，经过五年磨勘精校、广搜博览、披沙拣金、选优集萃的辛勤劳动，将我国自古以来所有书籍中的有关资料，整段、整篇、甚至整部地抄入，当时辑入的图书达七八千种。《永乐大典》成书后，分别装订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余字，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极其珍贵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
汇集了中华文化的万卷精华，出自这位矮个子学士手中，真让几百年后的晚辈们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
如果解缙只做他的学士，心无杂念，一心向学，将是中华文化的大幸。可惜对政治的心急，对政治的痴恋，使这位文化巨人过早地陨灭了。
二
解缙的政治痴恋，从他中进士的那一天就潜滋暗长了。洪武二十一年（1388），解缙年仅二十岁，就一举考中进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理想的轻易实现，使这位少年郎顿生无限豪情，“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忠君、爱民，从此就成了自己的神圣职责。大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正在破旧立新之际，早听说这位才子的大名，自然恩宠有加，立即在御花园召见解缙，命制春风春雨诗。按照一般人的思维，第一次觐见天颜只需用诚惶诚恐的激动心情，把圣主的宠眷礼遇感念一番，抑或对朱皇帝的开国功勋讴歌一番，可这位少年才子偏不，他的政治荷尔蒙急速膨胀，在这团激情之火的燃烧之下，他还是借诗进谏，吟出一首七绝来：“漫漫春风入舜韶，绿柳舒叶乱莺调。君王不肯娱声色，何用辛勤学舞腰。”
平心而论，朱皇帝不是一位沉溺声色的皇帝，他励精图治，关心民生疾苦，坚决惩贪反腐，为大明王朝二百七十七年的基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点来说，朱皇帝用得着你如此耳提面命吗？我想，朱皇帝当时心中肯定不痛快，但为了不让天下人才失望，他只能表现得宽容一点，授解缙翰林院庶吉士，随侍左右。官职级别虽不高，却能接近最高权力中枢。许多文人一辈子汲汲以求之都不可得，而这位少年才子得来全不费功夫。命运女神的偶然垂青让解缙不知天高地厚起来，从此，饮上了政治这杯苦酒，初生牛犊不怕虎，自然饮得如痴如醉，毫不觉苦。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给子孙帝王创造一个万世之业，煞费苦心，用尽心机，主要用了两招。一招是大杀功臣，为子孙接班铺平道路，仅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就搞了扩大化，诛杀四万五千多人，“元勋宿将相继尽矣”！与此同时施第二招，大兴文字狱，在文字细节上进行挑剔，吹毛求疵，编造莫须有的罪名，迫害那些不服气的文人。一时间，人人自危，早晨上朝，晚上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家。在这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只求自保还惟恐不能，哪儿敢给朱皇帝提意见呀！但我们的解大才子就敢标新立异，一花独放。他曾冒死进谏，写奏折直指时弊：“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煎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始终如一者也……”同时又指出用人不问贤愚，授职不思轻重，致使许多品学兼优者大材小用；一些欺世盗名之辈，极力钻营，布满朝廷。该奏折三千五百余言，直率、尖锐，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不久，解缙又上《太平十策》，提出参用井田、均田之法，兼行封建郡县之制，主张兴礼乐、兴学校、薄税敛、劝农桑、禁阉寺、绝娼优、免屠戮、省株连，并批评朝廷政令屡改，杀戮太多；认为按照他的建议办，就可以取得太平。在别人都噤若寒蝉的情况下，敢冒着生命危险，去批龙鳞陈逆耳之言，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确实令人佩服。也许，有人以为解缙是豁出去了，才敢把愚忠精神进行到底，这样未免把解缙看得太冒失了。其实，解缙之所以敢拿着性命进行政治投机，绝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冲动所致，而是他的小聪明早算计好了：朱皇帝谁都敢杀，惟独不会杀他。因为朱皇帝曾亲口对他说过：“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对此，他深信不疑，这也成了他为大明王朝尽忠终身发挥药效的一味兴奋剂。实际上，朱皇帝对这个青年有为之士，口中虽然称许其才可用，是个人才，但对解缙的那些谏言，他根本不愿听，甚至有些不屑一顾：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一介腐儒，懂得什么政治呀！
年纪轻轻的解缙，初登政治舞台，一亮相，一出手，就得了个满堂彩。因敢于忠言直谏，在臣僚中很快就有了较高的威望。因了朱皇帝铁券丹书式的圣谕，解缙对畅饮政治苦酒充满了过分的自信；惯于见风使舵的朝臣，自然对这位少年郎进行热情的吹捧，在这样的环境中熏陶久了，解缙自然踌躇满志得意万分。但是人不能得意，因为得意必定忘形，忘形必定致祸。在不知不觉中，在感觉极度良好中，解缙觉着自己成了大明王朝包打天下的中流砥柱，不但要批评皇帝的施政得失，而且要替别人打抱不平。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将退休的丞相李善长赐死，并杀戮其妻子亲属七十余口。当时朝廷内外，人们都觉得实在太冤。但在皇帝震怒，连年大批功臣被斩的严酷氛围中，谁敢为他喊冤呀。然而，不怕遭祸敢说真话的人，终究还有。就在李善长被杀的次年，虞部郎中王国用这个刚直之士便愤愤不平，为之鸣冤叫屈。有意思的是，解缙受这位好友所托，代他替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写了辩冤的奏折。朱皇帝看了这篇《代王国用论韩国公事状》，心里虽不高兴，但因奏疏写得情通理顺，无可反驳，只好默不作声。事后听人密报，才知是解缙代笔，不由大吃一惊，嫌他多管闲事。从此，朱元璋开始对解缙产生不满，遂有罢职之意。可惜解缙未从这件事中吸取丝毫教训，不久便又发生了他代同官夏长文草疏弹劾副都御史袁泰之事。袁泰是一奸黠小人，平时常干些窃听、画图告密的勾当，以此诬害与之意见相左的官吏，使朝中百官人人自危。一次上朝，朱元璋问夏长文，昨晚为何长叹，有何不满？夏长文大汗淋漓，只能将昨晚与妻争吵，才独坐饮酒叹息之事照实禀报，朱元璋见他如实反映，才没有治罪。解缙知道是袁泰所为，平时早就对他的行奸使诈深恶痛绝，便代夏长文草疏《论袁泰奸黠状》，加以弹劾。朱元璋见奏疏陈词慷慨，有理有据，便令有司检实后，把袁泰作了调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