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鱼烂”的金题玉躞
作者：赵 刚
就拿民国年间撰修出版的《清史稿》来说，中华书局校注本共有四十八册，五百二十九卷，列传占三百一十六卷，其中官员列传就为二百九十卷。与此同时出版的《清史列传》八十卷中，包括官员竟达三千余人。例如《曾文正公全集》、《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左文襄公全集》、《李文忠公全集》……文正、文襄、文忠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死后朝廷所赐谥号，即所谓易名之典。如此众多的官员参与其中，其目的不外是为了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光宗耀祖，福荫子孙。
即使如此，这些人生前是万万不能著书立说的，都是死后由门人、子弟、故旧等着手收集编辑出版。因为这种歌功颂德之事，乃皇上对官员的恩典和表彰。普天之下，唯皇权独尊，这些官吏生前只有称颂皇恩浩荡的份，岂有喧宾夺主的道理。
要说起来，这些官员的文集，算不上什么名品佳作，多数文章是一些奏稿、函牍、电报、书信、日记等行政公文，鲜有专门的文学、史学、哲学等文章。记载的也大多是官场中的是是非非。据《清代官场图记》（中华书局出版）书中记载，清朝官员大多科举出身，笔墨之事当属本色，因此，许多清朝官员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像林则徐、曾国藩以及晚清重臣军机大臣荣庆，皆是数十年如一日将日记作为日常功课，一丝不苟地记录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由于清朝不允许私人修史，这类官员著作，对后人的利用价值而言，或许只是作为野史，供人们探微索隐、寻章考证之用。尽管如此，在当时能够获此殊荣，也算是一种政治待遇。
一百多年过去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官文化”的腐朽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销声匿迹，而是深深地沉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中。因此，官场和吏治的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的沉淀而沉渣泛起时，“学而优则仕”必然会普及为老百姓心中更为通俗的“读书做官论”的理念。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与权力挂钩。正如清末欧阳钜源所言：“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既然如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学”和“仕”、“书”与“官”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史载，宋真宗赵恒曾亲自作了《劝学文》。该文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赵皇帝这番谆谆教诲，让天下读书人不但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而且感激涕零，敢情读书识字还有这般好处。会读书尚且如此，更遑论著书立说。
现而今，虽说时代进步了，情况也大不相同，但一些官员潜意识中的“官文化”仍旧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只不过现在的官员写书不必等到故去才能由后人编纂，完全可以在自己生前一试身手。正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两三年。如今的一些官员可称得上是跨世纪的全才，不但上得了官场，下得了舞场，而且还能在百忙之中披挂上阵，挥毫泼墨。盛世之下有“盛材”，真乃国民之大幸。而出版界还真应了米兰·昆德拉的那句名言：“到了二十一世纪，人人就都是作家了。”这到底算不算历史的进步，谁也不敢妄言。
按理说，农人种田，工人务工，商人鬻货，学者著书，各司其职，自古亦然，即使互有兼项，也不能“爷孙并坐——主次不分”。可是，官员出书，却出乎常理，数量之多，部头之大，连专事学术的人，也难以望其项背。据媒体报道，被称为“三高”的贪官，即涉案金额高（两千多万元）、学历高（博士）、职务高（正厅级），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就曾在十余年中公开发表论文达三百一十七篇，参编书籍十七部，单独著书五部，完成研究课题四十四项，此番成就，令人咋舌。不过，仔细琢磨，不免疑窦丛生。照此推算，要完成上述指标，至少平均每个月发表两篇论文，每年要完成四项研究课题。这样繁重的任务，甭说是压在位居高位，“工作、腐败一肩挑”的官员身上，就是专职研究人员也恐怕不堪重负。
至于那些平日公务缠身，“早上绕着轮子转，中午绕着盘子转，晚上绕着裙子转”的官员，居然能忙里偷闲，著书立说，则更叫人匪夷所思。
其实，对于官员们著书之事也不能一概而论。古往今来，名垂青史的经典之作，也不乏出自各级官员之手。被称之为唐宋两代散文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都曾官场任职，其文章至今仍被广为流传。即使在今天，也有不为名利，心系百姓，写出好文章的官员。北京一位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非典”过后，痛感公共健康关系到人民群众利益，丝毫不容懈怠。于是，他以特有的使命感和亲民情结，亲自撰写了一本大众健康读物《健康快餐》。此书一经出版，便在各地销售三万余册，成为一部群众喜欢的健康科普读物。
问题在于，现在一些官员出书并非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而是受着某种利益的驱动。不过这里所说的利益，并非是指官员“著书只为稻粱谋”，赚取稿费养家糊口，或是借此拿文凭评职称。官场的利益最大化，说到底就是职位的最大化。醉翁之意不在酒，一些官员著书立说，不过是为了升官晋职。通过此道，不仅可以向同事证明本人享有“饱学之士”的资格，向上级传达自身具有“真才实学”的价值，向公众展示自己“学者型干部”的信息，而且还能在书中宣扬政绩，为个人树碑立传，捞取“求闻达于当代，留美名于后世”的政治资本。这样的仕途之道既高雅，又便捷，何乐而不为呢？况且，只要手中有权，写作出书根本就不是难事。举凡代笔捉刀、联系出版、购买书号、通过审定、安排校对、布置印刷、封面设计、发行推销等等环节，都会有人跑腿效劳，上述开支也会有人主动买单。总而言之，官人动口不动手，只需坐享其成。唯一要做的，就是拉大旗做虎皮。此事必须要由官员自己出马，恭请更大的官或者什么名流写个序言，题个书名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与出书必然会滋生出腐败。
上述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就曾利用公款准备出版《我的二十年》，为自己树碑立传；原山东省泰安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建学，也曾出版《胡建学文选》并下发给泰安各级干部学习领会；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为树立自己“开拓进取”、“年轻有为”的干部形象，也曾叫人替他代写文章公开发表；原广州市委宣传部长黎元江被查处之后，竟煞有介事地表白：“我手头正在做《社会主义四百年》第三卷，这一卷比前两卷更重要”云云；原湖北省财政厅长曾繁衍一边在他主编的《历史的启迪》书中大声疾呼：“保持廉洁，反对腐败”，一边却在暗中索贿三十八万元；原河南省人大办公厅副主任李国富最为典型，不仅索贿受贿，而且跑官买官。为了升官之便，他还出版过两本专著，其中一本，竟是《反腐败论》。
官员出书，公家买单，这种腐败现象，影响之烈不可低估。最近中央有关部门指出，领导干部出书，不仅关系到其个人声誉，还常常体现着政府机关的水平和形象。借出书之名、行敛财之实，亦极为民众痛恨。今后将严格限制现职领导干部“著书立说”，以刹住官员腐败新温床，遏制粗制滥造的“出书风”。
书籍，作为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启蒙教化、传播文明薪火方面，作用巨大。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有识之士将从事学术活动的著书立说看作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朝年间东林学派首领顾宪成曾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也就是说，对于有文化的人来说，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当官，其最终目的是要为百姓造福。
古人云：“强权治国，一时之策；文化治国，百代之业。”笔者以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脏不能脏文化”。因为教育和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最后精神堡垒，它们的崩溃，标志着整个社会的堕落。
官员出书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关键是为什么出书会成为某些官员腐败的工具与温床？为什么在有严格制度下的出版部门，一些官员的伪劣书稿能够畅通无阻？从这个意义上来审视官员出书的腐败，恐怕比简单地遏制官员出书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