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在“荡妇”的怀里疯狂
作者：赵 维
一
2004年10月6日，一名神秘中间人来到英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抛下寥寥数语：比格利已被斩首。在六十多岁的英国工程师肯·比格利被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的二十多天里，这名神秘的中间人一直穿梭于英国官方和恐怖分子中间，传递双方立场，就在英国官员极力要这位充当讨价还价的经纪人证明消息是否可靠的同时，比格利的家人也得到消息，让他们往最坏处打算。10月7日，经常发布恐怖分子讲话和斩首人质独家新闻的阿布扎比电视台收到了一盘录像。血腥的画面，最终结束了世界数百万人的担心、祈祷、善良的愿望，还有被电视等媒体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培育起来的观看兴趣。
录像中，比格利跪倒在地上，最后一次请求不要杀他。三名武装分子仍将比格利推倒在地，其中一名武装分子手起刀落，将比格利的脑袋砍下。
二十多天里，身穿橙色囚服的比格利几乎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每个家庭的客厅里每天如约而至的客人，仿佛是一部电视连续剧的主角。他满头的白发、憔悴的面容、颤抖着的哀告和满脸的泪水，本色、真实超过任何一部影视剧中明星的表演。在那一段时间里，这是一部导演得最成功的真人秀。比格利身上穿的恐怖组织的囚服，恰恰是我们常见到的西方国家防止恐怖分子袭击的预警标志的颜色，橙色的上一个级别是红色，那是遭到了恐怖袭击时才使用的颜色。橙色，在西方反恐的语汇中是“极有可能遭到袭击”，但还不是袭击。恐怖分子精心设计的囚服洋溢着智慧的轻蔑和恶作剧般的揶揄，嘲弄多于恐吓。这使得一部残酷、恐怖、恫吓的黑色真人秀，加入了轻松幽默的色调，更适合不同种族、阶层、意识形态的观众在自家的客厅里收视。
早期恐怖分子的绑架暗杀，是一对一的“定点清除”，冤有头债有主，很少考虑“震慑”功能。仿佛用过即弃的一次性的方便筷或者餐巾纸。一个恐怖事件，一次恐怖行为没有作为信息资源得到开发，就以案件的方式消解掉了。再精心设计，再手段出格，也不过是停留在作案的层次上，没有通过媒体的传播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成为一个社会议题，甚至连人们饭后谈资的功能都没发挥出来。
从历史上看，中国不是传媒最发达的国家，但利用媒体搞恐怖，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中国人有一件很有说头的事，那就是1923年5月6日鲁中巨匪孙美瑶策划的临城劫车案。之所以朝野震惊、中外震惊，除了劫的肉票当中有不少洋票外，还在于孙美瑶这个土匪深谙媒体在此案中的作用。土匪允许媒体采访、发布新闻公告至少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吧。当与政府谈判近于决裂时孙美瑶故意撕了五名华票，然后对中外记者发布公告称：“吾同人等素具爱国热忱，原不以抢劫为本能。然值此无信用之政府，不正当之时代，不得不铤而走险，借以扬眉吐气也。”他进一步说道：“是役也，非为抢劫财物也，非欲惹出国际交涉也，盖以中国若许政府若许军人，无诚意，无统绪，诚不如外人保其信耳。”正是在中外舆论压迫下，北洋政府不得不接受孙匪提出的改编条件，孙美瑶摇身一变成了北洋军的旅长〔1〕。
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利用，使得当今恐怖分子的恐怖行为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几百倍地增强。电子科技进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并且将点对点的人际传播范式转变为点对面的大众传播范式。一个行为、一件事情由于登上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平台，就不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事件。电子传播媒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不像平面媒体那样传播、诠释概念和思想，而是运用再现、表演的方式来传播概念和思想。2004年9月20日，伊拉克一个伊斯兰武装组织的网站播出了美国人质阿姆斯特朗遭斩首的录像带。在长达九分钟的录像中，五名头戴面罩、身着一袭黑衣、手持AK－47冲锋枪的武装分子站在美国人质阿姆斯特朗的身后。阿姆斯特朗眼被蒙着，双手反剪着坐在地上。他瑟瑟发抖，身子不由自主地前后左右地晃抖着。画面中，阿姆斯特朗坐在前面。四名大汉手持武器，中间一人宣读一份声明，然后快步上前，用刀割断阿姆斯特朗的喉管，再把他的头切下来，摆在身后。
在整个过程中，阿姆斯特朗一直发出粗重的喘气声，血不断地从脖子上的刀口处向外喷涌。恐怖分子利用电视将“恐怖主义”表演给大众，把平面媒体上的冷冰冰的铅字形态的“恐怖主义”变成了带体温的、有血有肉的一个恐怖事件，而且他们甚至基于对大众接受信息的方式和习惯的了解，运用媒介传播技巧将一个恐怖事件戏剧化，更刺激调动人们的收视欲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格利等不过是一个角色，一个模特，是一部感官的、悬念的以恐怖为主题的纪实性电视连续剧中的一个主角。
美国社会历史教授马克·赛尔登说：“我发现对恐怖主义的一个明确定义就是大规模对平民的伤害。”但恐怖分子也许以为，他们不过是随机地为比格利们安排一个角色——可能是主角，如比格利；也可能是临时抓来跑了龙套，如格罗兹尼菜市场的平民或别斯兰的学生。
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提示自己的存在，吸引世界的注意力，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或者进行讹诈、威胁，是当今恐怖主义的一个时代性特征。媒介策略成了恐怖主义策略的一部分。在比格利从被绑架到被斩首的二十多天里，恐怖分子的绑架——释放——公布信息都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策略倾向。就在电视、网站等媒体上连续播出比格利的图像、他的请求、恐怖分子开出的条件的同时，一批批被绑架的人质相继获释。总体上是，在武装占领伊拉克、反恐等问题上和美英的介入程度有差别、态度有松动倾向的国家的人质获释机会大，如意大利、法国的人质都先后获得释放。和恐怖分子达成交易的菲律宾、印度等国的人质也获释了。而美国的人质却被坚定地斩首，比格利一度出现获释的希望，但还是被斩首了。事后，伊拉克临管会主席说，其实恐怖分子迟早会杀掉比格利的，只不过是为了刺激公众舆论，让他在媒体上当“演员”才留着他多活了一段时间。
这股“绑架潮”愈演愈烈，其中一个原因，是武装分子从中尝到了“甜头”。去年7月，菲律宾一名卡车司机遭到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后，菲律宾政府接受了绑架者的要求，从伊拉克全面撤军。迄今为止，这是武装分子通过绑架人质获得的“最大收益”。这一事件极大地影响了美英等国，并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效仿风潮。还有，英国人质比格利、哈桑以及几名日本、意大利人质遭绑架后，都引发了这些国家国内的反战情绪，让上述国家政府陷入极大的被动。
恐怖分子对于媒体规律的掌握与利用也是与时俱进。1985年，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27飞机，机上有一百五十三名乘客，其中三十五名是美国人。在两周多的劫持事件中，恐怖分子将劫持过程、人质生活状况制成新闻节目拿到世界各大媒体上播出。“这些恐怖分子是我们所有对手中最懂得利用新闻媒体实现自己目的的行家。他们让活着的人质在电视上与观众见面，甚至巧妙地利用贝鲁特与华盛顿之间的时差，让人质在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清晨新闻节目中露面”〔2〕。6月28日美国总统里根会见部分人质的家人。恐怖分子也安排被劫持的人质在电视上与家人见面。恐怖分子甚至还安排人质推举发言人，通过媒体告诉他们的家人，说他们是安全的。恐怖分子甚至像做广告片那样，“让人质把胡子刮得光光的，穿着十分得体的衣着，在海滨娱乐场等地露面”，以证明劫持者对人质照顾得很好，以至于一名被提前释放的希腊歌唱家在获释时还向劫持者唱了一首歌。与血腥联系在一起的恐怖分子们在电视上是那样彬彬有礼，充满人情味。2002年车臣恐怖分子在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劫持近千名人质。在这次事件中，恐怖分子竟然允许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和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的记者入内采访，他们知道，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即时性的同步报道和机械复制功能可以使事件在发生的同时就传递给整个世界。这样，他们就占据了全世界公众注意舞台的中心位置，以表达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车臣共和国”的政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