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向柴可夫斯基致歉
作者：梅疾愚
柴可夫斯基被我拒绝了，确切地说是我拒绝了演奏柴可夫斯基音乐的一场音乐会。这话说起来挺别扭，像绕口令。
这事发生在今年春天的北京，我正在鲁迅文学院的“中青年文艺评论家班”学习。其实那天晚上我很寂寞，一个中年男人正在为如何度过一个春宵而犯难，于是我就打开CD，听起了美国摇滚民谣《随风飘荡》，鲍勃·迪伦略带嘶哑而伤感的歌声弥漫了我的房间。
当、当、当，一阵敲门声给鲍勃·迪伦的歌声划出一道伤口。一个女士（也是我们班的学员）探进头来：“送票啦——”她拖着广东的口音。“什么票？”“柴可夫斯基音乐会！”“不要！”“为什么呀——”这时她的目光里折射出许多问号。“我听不懂！”我很坚决。我想用一把锋利的尖刀刺破她的疑问。“什么﹖听不懂﹖”她的疑问里又加上了吃惊，似乎还夹带着一丝恐惧，脸上的表情痛苦而茫然。我无言以对，只能缴械。她临走时还不住地摇着头，以示对我的不可思议，好像是我拒绝了布什总统的一次晚宴。
我知道那张音乐会的票来之不易，很多人对它求之若渴，望眼欲穿。可我说的是实话，真的听不懂！说这话时虽然不能理直气壮，但我也没有必要害羞，我应该有勇气撕破自己的虚荣，我必须说真话。因为虚荣和虚伪离得太近了，我不能让它们拥抱在一起。
二
其实我曾经试图听懂西方古典音乐，并以积极的态度想学习喜欢它们。在几年前我曾一次性购买了德彪西、贝多芬、勃拉姆斯，包括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CD，并且关起门来专心致志地听了整整一个星期，可我什么也没有听出来，仿佛是一个失聪者。为此我很苦恼，恨自己为什么对这些有口皆碑的天籁之音无动于衷，为什么不能假以音乐走进大师们的心灵。后来，我读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再美好的音乐，对于一个聋子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于是，第二天我就把那些CD送给了一个朋友。
我努力了，我做梦都想当一个精神贵族，可我真的听不懂它们，因为我生命经历中没有能听懂它们的文化背景。即使把有一点曲调的东西就称作音乐的话，那么，我所接触到的音乐不仅有限，而且显得寒酸可怜：
学龄前和小学：《东方红》、《我爱北京天安门》和《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以及《大海航行靠舵手》等；
初中：《社员都是向阳花》、《俺是个公社的饲养员》、《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和《红星照我去战斗》等；
高中：《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在希望的田野上》、《祝酒歌》、《小花》以及《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等；
大学：直到二十岁考上大学，我才听到《童年》、《红河谷》这样的歌曲，如果这两首歌也能算作泛称的音乐的话，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音乐与我生命还会有这样亲密的联系。但是，我遗憾地错过了大陆校园歌曲的黄金时期，现在我常想，如果能在大学时听到高晓松和老狼的《同桌的你》和《睡在上铺的兄弟》，那么，我的那段生命将会变得饱满得多。当时我匆匆忙忙急着上大学，却只因早了两年就与他们擦肩而过了。
参加工作之后：渐渐喜欢上了美国乡村民谣和摇滚乐，诸如《花儿都到哪里去了﹖》、《乡村的路带我回家》、《加州旅馆》和《随风飘荡》等，它们让我感悟到了生命的欢乐、美好和忧伤，才领略到音乐给人的生命所带来的光辉和荣耀。
这就是我个人的音乐史，它书写着我与音乐之间的障碍和文化背景的贫乏。我所喜欢的这些所谓的音乐无一例外都有歌词，严格地说，我只是听懂了那些歌词中汉语所表达的意义。同样，那些英文歌曲只有变成汉语的时候，才能被我所接受、理解和喜爱。汉语是我的母语，世界上唯有这种语言才能让我提起精神，活成一个人。而那些外国音乐也只有顺着汉语的河流才能抵达我的内心，并让我感觉到她的优美。
如果说外国音乐是一个国王的话，那么汉语歌词就是美丽的王后，只有他们同时来到我的世界的时候，我才会盛情款待他们。我可以单独与王后相处，因为我和她有最亲近的血缘关系；而我不能单独接待国王，他和我从来没有过生命的联系，我有理由拒绝他。拒绝国王是为了把我的生命更好地交付给王后。况且我从来不喜欢与一个没有女人的老光棍做什么情感交流，即便他是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国王。
我不去听音乐会的第二个理由是害怕矫情，怕别人的，更怕自己的。诗人薛卫民说，矫情就是半老徐娘故作少女天真状。其实矫情还有很多种类型，它是情感中的罂粟花，妖艳、有毒，但极容易生长。在不合时宜的场合以不合时宜的身份做不合时宜的事，都可能让矫情之花盛开。比如初懂钢琴指法的老人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去演奏，学者余秋雨到青年歌手大奖赛上炫耀历史文化知识，年过半百的李谷一穿着性感的服装浓妆艳抹地（像在跟少女们较劲）上台演出……当然，还有很多所谓的名言，比如说“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这话听起来就很矫情。据我所知，我们家族到我为止的四代人都听不懂音乐（上几代都是农民），是不是说我们连人话都听不懂了﹖我们祖祖辈辈都为填饱肚子而劳作，只能听懂高粱拔节的韵律和火热的太阳发出嗡嗡的叫声，会唱的歌只是“二十四节气歌”：打春阳气转哎，雨水沿河边哪，惊蛰乌鸦叫哎，春分地皮干哪……哪里有空闲去理会什么音乐﹖如今，我刚吃两顿饱饭，冷不丁子就让我衣冠楚楚地、正襟危坐地听什么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那不只是矫情，简直就是荒诞（当然，如果把我远在东北农村的爷爷弄到北京的某大剧院包厢里，听一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会，那可能会是一件不错的、很先锋的行为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乐评人颜峻说得还算公道：“音乐对多数人都不是地狱，但它也只对少数人才是天堂。”我肯定不是他说的少数人，但他并没有嘲笑我们多数人。
前两年听说北京兴起了“交响乐热”，很多暴发户不惜花高价买票去听，结果听着听着睡了，而且有鼾。对这样的人我心里还生出一些敬意，因为他们并不矫情，鼾声替他们说了真话。真话是矫情最有力的杀手。
我的第三个理由是不想附庸风雅。在“文革”十年里，我们曾把文化看作是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的敌人，对我们所拥有的文化的、精神的和话语资源肆意地滥砍盗伐，而只用“八大样板戏”这块遮羞布来掩饰人们百孔千疮的心灵。在“文革”过后，“白卷英雄”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嘲讽意味的历史隐喻，而我们又陷入了对文化的恐慌。我们不怕别人说自己穷，甚至不怕别人说自己“色”，就怕别人说自己没有文化。于是，便集体地患上了文化自卑症，不得不一方面为自己疗伤，一方面拼命地吸吮文化乳汁，实在来不及了，就只好“打肿了脸充胖子”。
三
听音乐会的人都走了，整幢大楼空空荡荡，窗外一只猫的黑影嗖地闪过，溅起一片黑夜的空寂。孤独和风一起在长廊里游荡着，然后从门缝里挤进来，悄悄地爬上我的身体，聚在我的内心里，像是在密谋着一桩不可告人的事件。我突然想起了某个诗人一首诗：“夜，淫荡而贞洁／而今夜，我只能和自己并排躺在一起。”
我知道，这份孤独是我自找的，我本来可以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在一起，可以和很多人一样坐在音乐大厅里，没有人说无知者就不能走在朝圣的路上。这样想来，感觉某些地方愧对了柴可夫斯基这样伟大的音乐家，愧对了他的那些人们公认的最美好的音乐。于是，我想起应该给柴可夫斯基写一封致歉信，我想用语言与他交流，这是我最喜欢，也是最擅长的方式。
尊敬的柴可夫斯基先生：
此时此刻，在中国北京的一个春天的夜晚里，正在举办着您的一个音乐会，由您心灵里飞出的美妙的音符正在和东方一个民族的心脏一起跳动。您的音乐超越了时空与国界，那是因为它表达了人类最为高贵和圣洁的情感，它隐喻了人类难以抵达的伟大的人格和精神力量。远在天国的您，一定会为您的音乐被另一个民族所演奏、聆听和理解而感到欣慰，如果此时的天国也是黑夜，您一定会在睡梦中发出甜蜜的微笑，像今晚北京春天里盛开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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