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欺世盗名的“读经”运动
作者：张远山
一、误人子弟的混淆视听
读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前言》，我就明白了“中华经典”只是挂出的羊头，卖的狗肉却是“儒家经典”。《前言》虽未明言，但编者毫不含糊地把非儒家的一切中国经典都排斥在“中华文化经典”之外，也把非儒家的一切中国文化都排斥在“中华文化”之外。读经论者盗用“中华经典”的名义推销“儒家经典”，又盗用“中华文化”的名义推销“儒家文化”，实为混淆视听的欺世盗名，其思路与主张“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董仲舒略无二致，其手段则因偷偷摸摸而更为等而下之，缺乏其宗门先辈孟子那种“事无不可对人言”的“浩然之气”。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不料圣人已死，大盗依然不止。
一一驳正读经论者盗用名器、混淆视听的蹩脚八股文太费笔墨，也不值得，姑且以《前言》为例（【儒家】均为笔者所加）：
本《诵本》所选是中华【儒家】文化经典中的必读精华。所谓中华【儒家】文化经典，是指中国历史上长期公认的体现【儒家】圣贤义理之学的诸【儒家】经典，即【儒家】六经、【儒家】四书、诸大儒代表作以及具有深远影响的选本；所谓【儒家】精华，是指诸【儒家】经典中最能体现【儒家】圣贤义理的【儒家】核心价值，即最能体现【儒家】常道【儒家】常理所蕴涵的【儒家】思想精髓；所谓必读，是指作为一个【儒家】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必须了解的最基本的【儒家】经典内容，即不了解这些【儒家】经典内容就不能成为一个【儒家】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本《诵本》加起来总共十五万字，在中华【儒家】文化浩如烟海的【儒家】经典中只是一个很少的数目，但这十五万字代表了中华【儒家】文化经典中的精华，记住了这十五万字，就记住了中华【儒家】文化经典中的【儒家】核心价值……本《诵本》具有【儒家】道统上的传承性——按照中国【儒家】传统的看法，【儒家】圣贤是【儒家】文化之本，【儒家】文化由历代【儒家】圣贤创造……本《诵本》是诵读中华【儒家】文化经典精华的系统教本，中华【儒家】文化的宝藏尽在其中矣！……对处于婴儿年龄段的儿童，因不会说话，须父母、长辈或保姆每天定时将本《诵本》读给婴儿听，或定时放本《诵本》CD朗读光盘给婴儿听，使婴儿从出生之日起就得到【儒家】经典的熏习与护持。对处于幼儿年龄段的儿童，因开始学说话，父母、长辈或保姆须定时逐字逐句教幼儿看着本《诵本》诵读，让儿童一开始说话时说的就是【儒家】经典的语言，一开始接触到文字时看到的就是【儒家】圣贤的文字。
（蒋庆《中华【儒家】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倘若读经论者确已秉承儒门“诚”“敬”衣钵，就必须“举一反三”地更正其全部文字，襟怀坦白地承认所欲推销的仅仅是“儒家经典”，旗帜鲜明地直言所欲宣扬的仅仅是“儒家文化”。倘若希圣慕贤的读经论者业已抵达“闻一知十”（孔子）的境界，就必须归还盗用的名学公器，把“读经”主张更正为“只读儒家之经，不读百家之经”。只有加上不可或缺的定语“儒家”，才能确保非儒家的墨子、庄子、公孙龙等先秦巨子，以及非儒家的鲁迅、胡适、丰子恺等近代诸贤，依然属于“中华文化人”，而不至于不明不白地被剥夺国籍，成为流落异乡的文化盲流，赞成者和反对者也不至于被误导得离题万里。
若有人以“基督教经典”、“基督教文化”涵盖一切“西方经典”和“西方文化”，以“佛教经典”、“佛教文化”涵盖一切“印度经典”和“印度文化”，闻者必笑其无知，然而读经论者公然盗用名学公器来剿灭儒门以外的全部“中华经典”和“中华文化”，却无人笑其无知，更无人洞悉其奸，被误导的人们反而热烈争论起是否应该读经的伪命题来了。在尚未弄清读经论者的真正主张之前，就贸然加入是否应该“读经”的争论，不仅赞成者是在帮助读经论者欺世盗名，甚至反对者也可能在帮助读经论者误人子弟。
奉劝读经论者在欺世惑众之前，先复习“必也正名”的儒门祖训，再重温董仲舒《春秋繁露》之“深察名号”章——至于背诵，我看就不必了。
二、偷梁换柱的儒学伪经
《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共选编了二十部儒书，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十部儒“经”：1.《孝经》；2.《诗经》；3.《书经》；4.《礼记》；5.《易经》；6.《春秋经》；7.《论语》；8.《大学》；9.《中庸》；10.《孟子》。
第二部分是十部儒“纬”：11.《春秋繁露》；12.《中说》；13.《通书》；14.《近思录》；15.《二程遗书》；16.《象山全集》；17.《朱子语要》；18.《朱子全集》；19.《传习录》；20.《阳明全集》。
编者《前言》说：“所谓中华文化经典，是指中国历史上长期公认的体现圣贤义理之学的诸经典，即六经、四书、诸大儒代表作以及具有深远影响的选本。”
这里有不可不辨的偷梁换柱。众所周知，孔子前半生学而优欲仕，在鲁国不得志，于是周游列国到处求仕，最后惶惶如丧家之犬地返回鲁国“整理国故”，不仕而教，编定《诗》、《书》、《易》、《礼》、《乐》、《春秋》六部教材——当时并不叫“经”，后世儒生欲自高门户，才奉为“六经”。此儒门“六经”加上宋儒朱熹选编的儒学“四书”，正好十部，可惜《乐》亡于秦火，因此只有“四书五经”，没有“四书六经”。为了调制“十全大补膏”，编者凑上了这部浅陋至极且为害甚烈的《孝经》。
编者公然以《孝经》顶替亡佚的《乐经》，不加解释地称为“六经”，使不求甚解者误以为这就是孔门“六经”。而且整部《诵本》都按时间顺序排列，惟有这部《孝经》例外，越过“四书五经”，被置于《诵本》最前。这部“持外卡”补入的儒学伪经，甚至享受了唯一全文入选的最高待遇。古代经学家曾长期相信《孝经》为曾参所著，现代学界一般认为并非曾参亲撰，而是曾参学派的作品，成书时间约为汉初。可见即以时间而论，《孝经》也不配列于群“经”之首，而该列于最末。
编者为何一字不肯割舍地把儒学伪经《孝经》置于群“经”之首加以顶礼膜拜？因为这是编者宣扬的御用儒学的真正基石。中华皇权专制固然由秦始皇开启，然而能够创世界纪录地延续两千年之久而不变，皆拜此书之赐。汉承秦制，但为秦始皇开创的皇权专制加上了一个根本性的外包装，就是“以孝治天下”（《孝经·孝治》），所以汉代诸帝除汉高祖刘邦外，庙号中均有一个“孝”字。“汉文帝”、“汉武帝”均为简称，全称是“汉孝文帝”、“汉孝武帝”。《孝经》被汉代帝王列在孔子手定的“五经”和孔门弟子编定的《论语》之后，钦定为儒学第七经——实为儒学“正典”之外的第一伪经。
从此，曾参的“孝”替代孔子的“仁”，成了儒学的第一关键词。由“孝”推演出的“忠”，又替代了孟子由“仁”推演出的“义”。有真价值的先秦“仁义儒学”，就这样堕落为毫无价值的“忠孝儒学”。汉代以后，《孝经》始终被历代帝王视为“皇冠上的宝石”，先后跻身唐代钦定的儒学“九经”和宋代钦定的儒学“十三经”，唐玄宗甚至亲自捉刀为之做注。然而历代大儒深知这部被帝王视若珍宝的儒学伪经毫无价值，因此《孝经》成了“十三经”里注家最少、引用率最低的儒经。国学大师吕思勉仅用“《孝经》一书，无甚精义”八字，就把它打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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