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战国策派的歧路
作者：伍 国
战国策派承续了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对于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了大胆的批判。雷海宗注意到了中国人性格孱弱的一面，认为自秦以后，中国就是“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林同济把这种状态归结为“活力颓萎”，雷海宗把缺少尚武精神的文化精辟地称为“无兵的文化”，讥讽中国传统文人“无论如何诚恳，都不免流于文弱、寒酸和虚伪”。林同济更侧重于批判中国的官僚传统，指出中国的“宦术文化”一味作假，做官，而西方的技术文明则不断“做事”，由此造成中国的厄运。林同济还专门作文分析了官僚集团的“中饱”传统，痛切地指出，“大家都说中国贫穷不堪。其实，中国不贫。中国者，实乃中饱之国也。‘中’饱，所以国‘贫’矣”。林同济更进一步证明，中国的“官”应用“中饱政治”的形式挫阻了资本主义的诞生，因为“以政治手段取得经济利益的，它的经济上的作用等于抢劫”。
另一方面，雷海宗等人并不完全认同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个人自由和民主。林同济认为，“个人意识的伸张，是一种离心的运动。政治组织的加强，是一种向心的工作”。这里就已经显露出以否定个体，鼓吹集体主义和政治集权以重建民族精神的倾向。林同济的上述思想不仅基于对中国历史的批判，也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在《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中，他说“英德两国终要互相歼灭，因为所争的目的终乃在世界霸权”和“整个世界的中心潮流……就是如何建设道地的‘战国式’的国家，如何把整个国家的力量，组织到最高度的效率以应付战国时代势必降临，势已降临的歼灭战、独霸战”。
林同济需要为自己的思想找到近代的哲学依据，于是又和法西斯德国一样，试图从尼采的超人哲学中获得启迪。林同济认为，尼采的主要历史作用是嗅出了一切时代背后的“颓萎”。中国文化历经千年，加上以上列举的种种缺陷，显然也已“颓萎”，那么，用尼采崇尚“力”的思想来作为一种新的刺激，似乎并无不妥。但是，林同济真正欣赏的是尼采对“超人”的信奉，“超人必是具有最高度生命力的；超人必是具有大自然的施予德性的”。雷海宗在《历史警觉性的时限》一文中，明确指出，“法西斯主义兴起后，思想渐受统制”，可见他们对于政治上的法西斯主义实践还是有警觉的。战国策派，其国家至上的论调，关于中国人缺少“英雄崇拜”的观点自然地受到国民党政权和自命是英雄的人的青睐。林同济的《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就是应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之邀所作的演讲，与官方的关系可见一斑。在反法西斯运动和人民民主成为世界潮流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卡尔·波普已经在欧洲出版了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而林同济们却还在宣扬“英雄崇拜”、“尚武精神”、“国家主义”，确乎是逆潮流而动了。
战国策派的政治思想在战争年代以寻求救国为出发点，承续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的遗风，但最终以国家主义和领袖崇拜终结，其出发点与终结点之间的背离，不能不说是走上了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