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进士娇娃会平康
作者：楚 人
在春秋霸主中，齐桓公是一个有名的好色之徒，他曾经爽快地对管仲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管仲说，不要紧，好色乃人之常情，“无害也”。但是，齐国设置“女闾”，远远不止是为了满足贵族阶级的淫乱和试图敛财以富国强兵，有时还作为一种迷魂的武器应用于政治外交。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公元前496年，孔子由大司寇摄鲁国的相位，齐国人听说后，非常忧惧，认为孔子主持国政后，鲁国必定能够成为霸主，而齐国地近鲁国，将首先受到威胁，“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加上一百二十匹良马，一道送给鲁国国君。鲁国国君和掌握实权的贵族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儒家的这位祖师爷孔老夫子当然看不惯这种将“食色性也”发展到极致的荒淫误政之举，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决定不再担任这个鸟司寇，“拜拜”走人。这就是《论语·微子》中所记载的：“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齐国人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官妓之设始于此；设妓院创收，征收颇似晚近时代特种营业税的“夜合之资”以富国强兵亦始于此。之后，官妓的设置便沿袭下来，民间的妓家也与此相伴存在，“女闾”也成为了妓院的一种代称。明代冯梦龙在话本《醒世恒言·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中说：“虽市门之游，豪客不废；然女闾之遗，正人耻言，不得不谓之邪色。”但妓家成为一种兴盛的“事业”，成为一种绮丽的社会文化景观，应始于唐代，并与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相伴而行。自此，文士与妓女便结下不解之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创造出一种今日看来似为变态，而在古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视之却是常态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其影响直至晚明仍有余韵。
唐代的妓家，有两个发展系统，一为“平康”、“北里”之“乐户”，一为“教坊”之“伎女”。前者多为民营性质，虽也有相应的职官管理，但主要是服务于社会，包括以社会成员身份出现的官吏士大夫；后者则为官办，主要服务于宫廷以及官府，但有时也“出局”应赴朝官士子在酒楼或家中所设的宴会。
这里只谈平康北里之妓家。五代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卷上中说：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唐代之京师长安在当时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城区内共有三城，规模庞大，规划完善。北面为宫城，东、南、西三面围以皇城；皇城东、南、西再围以外城。外城南至曲江止，共分一百零八坊（一说一百一十坊）。东、西两市，每坊面积大致相当，成九六比例之长方形。每个坊四周都用高墙围起来，墙外为坊间大道。坊墙内再以十字大街由中心点将坊划分为四区。十字大街为东西、南北走向，坊墙便开了东、南、西、北四个坊门。每天日出时开坊门，日落时敲“下街鼓”毕则关坊门。坊外之街道实行宵禁，除了三品以上的达官贵人可以随时直接开坊门出入外，其他人等在日落后就不得再出坊行走了。这种规划布局，使平康坊的妓院虽然入夜后仍然是灯火通明、春意盎然的“不夜天”，但并不会影响长安城内其他各坊居民的正常起居作息。
平康坊，又称之为“平康里”，位于长安城区最为繁华热闹的东北部，当时的娼妓业者几乎全都集中在这里。所谓“风流薮泽”，即今人所说的“风化区”或“红灯区”。其具体位置在长安皇城东第一街以北之第五坊。东南边是包括酒楼、旗亭、戏场等娱乐场所和繁华街道的东市，北边是昼夜喧呼、灯火不绝的乐器商聚居之处崇仁坊，毗邻皇城官厅街与交通要道的春明门，是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和娱乐的重心所在。妓家设置于此，占据有得天独厚的地利。
平康坊东西长约一公里，南北宽约半公里。坊中的妓家以“北里”最为著名，故唐代长安之“平康”、“北里”，已成为与明代南京秦淮河之“河房”齐名的“风化区”之代名词。北里位于平康坊中心十字大街的东北部，占有北曲（前曲）、中曲和南曲（南街）等三曲之地。北曲地近北门，曲中以一鸨一妓之小型妓家较多，有些妓家还兼售糖果等食品；南曲位于东西巷之南，拥有的名妓最多，为三曲之中最负盛名者；中曲与南曲一样，均为大型妓院，每家妓院约有妓女十人。三曲合计共有妓院百余家。此外，位于平康坊之西南角还有鸣珂曲，长安城南还有韦曲、杜曲等。所谓“曲”，指的是这里的街巷大都弯曲狭窄，比不上长安城中其他的街市宽畅方正。这些处所最初可能是贫穷市民的聚居地，居民职业混杂，素质参差不齐，后来反而发展成为繁华的风月场所。古人于平康北里之游有“狭邪游”之说，即由此特殊地形而来。
唐代孙棨在《北里志》中对平康坊之妓家情形叙述甚详：
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视之。其南曲中者，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褥帷幌之类称是。诸妓皆私有所指占。厅事皆彩版以记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有，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其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扑备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内。诸母亦无夫，其未甚衰者，悉为诸邸将辈主之。或私蓄侍寝者，亦不以夫礼待。比见东洛诸妓体裁，与诸州饮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筋之态，勤参请之仪，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则公卿与举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参礼。大京兆但能制其舁夫，或可驻其去耳。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盖有期于诸妓也。有一妪号汴州人也，盛有财货，亦育数妓，多蓄衣服器用，常赁于三曲中。亦有乐工，聚居其侧，或呼召之立至。每饮，率以三锾，继烛即倍之。
当时活动于平康北里的主要有两种人物，一为“京都侠少”，一为“新科进士”。前者多为江湖黑白道上的人物，亦有权贵富家子弟，龙蛇混杂，未可尽言。唐人李廓有《长安少年行》诗十首咏其行止，录其二首以观其生活方式：“追逐轻薄伴，闲游不著绯。长拢出猎马，数换打球衣。晓日寻花去，春风带酒归。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稀。”“日高春睡足，帖马赏年华。倒插银鱼袋，行随金犊车。还携新市酒，远醉曲江花。几度归侵黑，金吾送到家。”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对此倾羡者有之，鄙夷者有之。后者则是科举考试中的新进之士，少年学子中的佼佼者。所谓“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贽见之礼”，即投红纸“名片”求见之意。但是，新科进士贽见的并不止是红牌妓女，而是希望通过名妓的提携引介，达到得以晋见豪门巨族、高官权要的目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目的的社交活动。因为，上承魏晋六朝门阀士族垄断国家政治权力之传统的唐代，虽为庶族子弟进入国家政治权力圈打开了一扇小门，但是，作为当时社会的一个新兴阶级，这些出自寒门缺乏政治背景的新进士，要想在政治上一展抱负，不能不在政治权力圈内结识一些权贵。上流社会的妇女深为礼教约束难出闺门，而妓女则经常酬酢于权贵和士人之间，妓院便成为两者之间最为理想的社交场所，妓女也成为文人进士攀交权贵的南山捷径。通过在妓家的酬酢，尤其是得到名妓的引荐，新进士就能够较容易获得巴结权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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