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谈诗与隐遁

作者：石天河

　　读了诗人李青松赠送给我的四部诗集，颇感新奇。而最觉得奇特的是：这样一个中青年诗人，竟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过着“隐遁”的生活。而他一面在“隐遁”，一面又在出版“隐遁系列”的诗集。似乎生活上想“隐”，避去一些世俗纷纭的烦恼；而精神上又“隐”不住，不得不在诗里面把自己的心灵情感表现出来，寻求与他人的对话。这种灵与肉分离的矛盾现象，使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孟浩然的那首《岁暮归南山》：“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这首诗，可说是孟浩然在发牢骚时不自觉地揭出了自己做“隐士”的心理底蕴。孟浩然年纪轻轻就在学人家做“隐士”，他以为“隐士”隐到一定时候就会出名。那时，达官贵人就会找上门来请他出去做官。古人的“以隐求名”，实际上目的还是想“求官”，似乎是一种公开的秘密。可是，孟浩然太憨了。他不知道，别人一面当“隐士”，一面还是在和做官的人交朋友，如后世的陈眉公那样“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才能达到“隐而名”、“隐而官”、“隐而参政”、“隐而跻身于权贵之列”的目的。孟浩然憨憨的只是一个“隐”，谁会理他呢？所以，“隐”到四十岁上，到底“隐”不住了，才想到还是要到京城里去正儿八经地求个功名。可他没有想到，求功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自己隐居在乡下多年，孤陋寡闻，既不知天下大事，又不懂官场厉害，想去考个进士，哪能考得上？好不容易在长安才学会了和名人交朋友：一个是当时的名宰相张九龄，一个是当时的名诗人王维，总算是进入了名人行列（其所以后来连李白也要说几句“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来为他捧场，就因为在长安他确实已经出名了）。可是，要推荐他做官，诗人王维是不顶事的。惟一的能给他帮得上忙的张九龄，又在官场内斗中败下阵来，被罢了相。哪个封建朝廷里，还有谁会来抬举一个只会写几句诗的乡巴佬呢？没法，到了“岁暮”，看长安千家万户都在热热闹闹的忙过年，自己孑然一身，什么也没捞着，这日子怎么过？只好还是满腹牢骚地“归南山”。后来，还亏得张九龄贬官到荆州时，携带他去做了个“从事”（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助理”），算是过了一把“官”瘾。他那诗里，明明是想骂那个“花花公子”式的昏皇帝唐玄宗不重人才，可在那封建专制的天威之下，又不敢骂，只好反过来骂自己“不才”，把昏皇帝称为“明主”。明明是在埋怨那些势利眼的朋友，无缘无故地疏远了自己，可又怕说气话会更多地得罪人，只好用自己“多病”来作掩盖。这光景，实在是够尴尬的了。所以，在翻来覆去想不通的失眠之夜，他感到了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只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一个“虚”字，泄出了他对“松月夜窗”式的隐居生活全是“白淘神”的伤感。由此可见，孟浩然那“以隐求名、以隐求官”的“隐——仕”之道，是完全失败了的。只是在经过了一次次的失败以后，他才渐渐明白了自己不是做官的那种材料，后来，回归到鹿门山，才真正变成了一个平心静气、一味在山林情趣中去寻求诗意的隐居诗人。他也许并不曾想过“以隐求诗”，可一个人淡泊了名利之心以后，他的诗就自自然然地写好了。那也并不是装出来的仙风道骨或佛理禅机，只不过是普普通通一个人，在散淡悠闲生活中的一种审美心境：“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再没有什么浮名浊利的纤尘碎影，只有在夜来风雨中飘落的花，才是他惟一关心的大自然之美。
　　“隐士”，可能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一种特殊“身份”。它大概是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打伙捏造出来的一种“应世之道”。儒家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家对政治的蔑弃，以及“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的故事宣扬；“全生避害”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的人生说教，都为“隐士”之道，做出了一些精神规范。不过，儒家道家所说的那些道理，从历史事实来看，却还有一点不好懂，那就是：为什么从古至今，只有“隐士”朝朝代代都有，似乎一脉相传；而“隐农”、“隐工”、“隐商”却非常少见呢？也许与孔子同时的“长沮、桀溺耦而耕”，是古代的“隐农”，魏晋时竹林七贤的“嵇康蜡屐”，可以算得上“隐工”，那么，战国时“陶朱公泛舟五湖”，应该算是“隐商”吧。为什么这“隐农”、“隐工”、“隐商”后来都几乎并没有再出现过，只有“隐士”才不断线地流传下来呢？这多半是因为“农、工、商”就是那么一个行当，无所谓隐与不隐，只有“士”，才有一个“隐与不隐”（即做官还是不做官）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社会里，“士”原本就是官僚的预备队。“士”和“仕”是同音字，“士”的出路就是“仕”（做官）。“士”的社会地位，其所以在“农、工、商”之上，也就因为它是统治者的官僚预备队。对“士”来说，这种“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俗话所谓“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特殊地位，应该是很值得珍惜的，却为什么会有人不愿做官呢﹖这一方面固然与儒家、道家的文化精神教养有关，另一方面，却大概是由于“士”所处的社会地位，即风险太大。历史传说中的“卫巫止谤”、“黄鸟歼良”，杀的是不是“士”，或是“文士”还是“武士”，由于时代过于悬远，弄不清楚，暂且撇开不说，但秦始皇“焚书坑儒”，则是比较明白地为成批的“杀士”开了个头。从那以后，“士”不仅可杀，可成批的杀，而且，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和争权窃位的封建政治集团，也越来越把“杀士”当成了树立专制权威的一种手段。东汉的“党锢之祸”，被杀、被禁锢终身的一二百人，都是当时名士。株连被杀、被流、被禁的家属、朋友、亲族、邻里等，多到六七百人。甚至为追捕一个“望门投止”的张俭，株连收禁拷问的人“布遍天下”（《资治通鉴》上是这样写的）。后来，三国时的曹操杀孔融、杨修，唐朝时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白居易等著名诗人的遭罪被贬，宋朝时的“新旧党争”，明朝时的“东林党祸”，以及清朝时的一连串文字狱，几乎历朝历代的每一次政治风波，都有许多“士子”遭难或被杀。所以，“隐士”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可以说，主要是由于士子中许多人被杀怕了，不能不考虑“全生远祸”。同时，由于历史把士子也教聪明了些，他们中有些人看透了封建朝廷和官僚贵族的荒淫腐败、卑鄙险恶，不愿同流合污，所以，宁可不做官，放弃仕途，“高蹈远举”。在古代，所谓“全生远祸”与“高蹈远举”之法，无非就是“遁迹山林”去做“隐士”。这种“隐遁”现象，特别是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和改朝换代的时候，出现得最多。其中，有些人是从没有做过官或立志不做官的，谓之“处士”；有些人则是做了一阵官，心灰意冷才“弃官归隐”的“归隐之士”；也有一些，则是由于改朝换代，为了保持个人气节而决心不再做官的“节义之士”；还有一些，是由于修仙慕道或醉心艺术、怡情山水，想超世脱俗的“高士”。所以，“隐士”里面，其“隐”虽同，其志则不一，其中还混杂了一些“以隐求名、以隐求官”的“假隐士”。以致弄到后来，“隐士”之中，鱼龙混杂，真中有假，半真半假，假戏真做，弄假成真，各种情况都有，旁人就不容易分得清了。
　　“隐士”这个名词，原本是属于古代士子的，对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不合适了。那么所谓“隐遁”之路，今后是不是也会因少有人走而长上青苔呢？这倒也不可以说得过于绝对。因为，和古代士子比较起来，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士子有更多的安全感。古代“杀士”，至多不过数百；而现代杀起来，可以成千累万。现代知识分子由于较多独立自由而较少依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就更不稳定，更多波折。他们知识面较广，长于思索，敏于感受，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也就更大。他们对前途的希望愈美好，失望就愈沉重。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心愈强，语言行动就不免于激烈，甚至失控。有时，横逆之来，超乎想象，人也就不免于会有灰心绝望的时候。特别是生活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其遭遇的苦难之绵延不绝，心中积累的巨痛深悲、重愁永恨，又往往有“人间无处诉烦冤”之过度压抑。激愤深慨，难于宣泄，因而萌生出“遁世”思想的人，也是很不少的。然而，为什么有很多人出家当和尚，却并没有多少人进山去当隐士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当和尚很简单，而作隐士却可能是件麻烦事。因为，出家当和尚是皈依宗教，皈依以后，过的就纯然是宗教世界的生活：佛灯香火，持斋诵咒，无牵无挂，无喜无忧，等于回到了古代。而如果要想当隐士，则仍然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麻烦很多。比如说，你要买块地来种，得拉关系、签合同。要修房子，还得基层批准。你必须把土地经营好，除去税费负担还能够支付个人或家庭的生活开支。那么，你是自己种、雇人种或是与人打伙种，你用什么种子、肥料，你的产品如何卖出去？都不能不有经营计划，不能不打听市场行情。就这些，你就免不了要和许多人来来往往地打交道，你又如何能“隐”得安生呢？何况，做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即使你不上互联网聊天，要做到不看报、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也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做“隐士”的条件，似乎已经在纷纷攘攘的世事中无影无形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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