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正趋恶化的教育公平性
作者：朱尚同 冯象钦 刘欣森 彭干梓 戴 海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计划到上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这还只是发展中国家八十年代的水平），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1996年还一度跌到百分之二点四四，2003年才占到了百分之三点四一。而在国家投资中应由省、市、县地方财政负责的百分之五十，又还有一些地方未完全到位。教育投资包括国家投资及社会和私人两部分，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中国社会和私人投资占到总投资的百分之四十四，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是百分之十二。
这一较少投入在配置上又存在不合理，以2002年为例：全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五千八百多亿元，而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三（引自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即便同在农村，城镇中小学和边远贫困地区中小学以及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的差距太大，有的县这几年改建重点中学，一所学校基建投资达到了一亿几千万，而贫困乡镇的中小学连买粉笔等基本开支都难以得到切实保证，教学条件悬殊太大。建国后，国家对城市中、小学基本建设历年均有投资，对农村则投资很少。从1983年起，全国各地均动员农民集资解决中、小学校舍和危房问题。以湖南为例，1994年全省农民集资四点六亿元，以后逐年大幅度增加，到1998年高达八点八五亿元，农民承担了农村中、小学基建的绝大部分资金。1999年鉴于农民对此反映强烈，政府采取了措施加以纠正，但随后又刮起了乱收费风，农村负担更为加重。此外在政策上，对北京和农村学生升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和录取率不公平问题，本应随同每年大学招生人数的调整和增加，逐年着力加以缓解，但力度仍很不够。同时，这些年大学收取的学费猛长，也严重影响了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
这一切，人为地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并已将激烈的入学竞争和无从禁止的择校热，由高等教育阶段下延到义务教育阶段，使全社会公民本应大致公平享受的义务教育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家长之间的权力和金钱的竞争。
今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录取定向生为名实行敛财事件，引起了社会的震惊，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其实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在教育领域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扩大学校自主权的过程中，缺乏严格的制约和规范，导致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行为扭曲，集中表现在对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的破坏。如相当普遍存在的以“收费卖考分”，就进一步加剧了公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更进一层，教育仍属紧缺资源，学校之间又尚未形成良性的竞争机制，致使学校不考虑自身条件盲目扩大招生，其自利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得不到政府和市场的制约和惩罚。
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下降二十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一点五万元，国家重点名校高达十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公开的秘密。其招生指标由省计委和教育厅等有关部门下达，人数可多可少，院校每年为此向有关部门“公关”；二是少数民族班降分录取，毕业生本应定向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大多也都是“孔雀往外飞”；三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在三万元左右，录取线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一百分甚至更多；四是“专升本”，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一般在一万元左右。
一所普通高校每年招生收费数以亿计，所收学费除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给贫困生发少量奖学金外，一是发放学校工作人员的各种津贴补助，名目繁多，学校自定，宏观管理几乎无任何规章制度；二是一所本科院校处以上干部不少，有的竟达两百来人，每年轮流出国考察、旅游，另加请客吃饭、娱乐消费，每年花费达数百万；三是财务管理不严，有的学校一个处就有小金库上百万元。学校本身无健全的监督机制，少数干部不能自律，学校因内部分配不公矛盾日益突出。
有的地方规定重点中学招收高额收费生的比例可占百分之四十，所有重点中学纷纷以办“分校”、“联合办学”和“名校带民校”（浙江称名校集团）为名，大量招收高费生（收费一万至一点八万）。有些办得好一点的非重点中学也去仿效办特色班，另收六千至一万元。所收费用一个学校从几十万至数千万，同样也无有力监督。据悉，某些省个别重点中学的干部和教师已拥有数十辆私家车，相对于当前国民收入总体水平而言，显然是极不正常的。
教育部虽多次严禁乱收费，但大家对乱收费中最为恶劣的这种“收费卖考分”行为的严重危害却认识不足，或者听之任之，或者在处理上软弱无力，致使教育背离了机会均等的原则，趋向金钱化。使大批贫困的优秀学生不能入学或不能进入与其水平相当的优秀学校，人才的潜在损失难以估计。因为教育不平等，造成了公民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上的不平等，使农村和城市贫困群体子女进入社会高层的门坎大大提高了，社会贫困和富裕阶层之间，上下流动的障碍增大了，教育这一最有效的扶贫手段减效了。群众对这方面的不满议论，街头巷尾比比皆是，政府公信力的损失，实难以估计！显然，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也因此增加。
有人说，这样做可以增加教育经费，弥补国家投入的不足，可以发挥名校师资的作用，解决许多问题。但是，有些所谓民办中学或高等学校，其教育资源明明是国家的资产，民间投资极少甚至是没有投入。作为国家公共资源，不尽力给社会成员提供大致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却用卖考分的手段来解决教育经费的不足，怎么说都是不能容忍的。这样做，教育的公平何在，学府的尊严何在，政府的公信力何在？这些教育工作的腐败和黑暗面，严重影响“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是历史进入现代化以来，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罕见的，不重视不行了！
看来，需要再一次呼吁适当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工作的投资了，其中首先又是要增加义务教育的投资。这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关键在于领导的决心和决策，只要能下最大决心杜绝虚夸之风，减少国家财政不合理又非必要的开支就够了。诸如：各级花费巨大的豪华庆典；过度铺张的开工典礼；档次越来越高的政府办公楼建设；无以估计数额而浪费极大的政绩工程；每年花以数千亿计的公车开支；以千亿计的吃喝玩乐；以千亿计的公费观光；许多县市以各种纪念和节日为名，花费千万计新修演出广场，举办以数百万元计的明星演唱会（某些歌唱明星一首歌可以拿税后出场费四十万元）等等。此风如能刹住，这些钱如能减少三分之二，估计教育经费就不止增加两个百分点。
看来，也已经到了通盘研究和解决各种有违教育公平做法的时候了。应当一件件加以清理，分清缓急加以纠正。当然，积习已成，不可能设想所有的问题能一个晚上解决。但第一步从义务教育抓起，期以三年，逐年扩大正规招生，减缩各种非常态招生，总是可以的吧。但有个思想前提，即上上下下统一认识，认定“买考分”为腐败和黑暗，认定实现教育公平是主持教育工作官员的首选职责才行。
写到这里，记起几年前听清华大学毕业的长沙清华中学老校长旷璧城说过的一段往事。抗战军兴，清华、北大、南开内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到了昆明，既无校舍，又缺钱米，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给了很大支持。一天，龙主席来拜访联大梅贻琦校长，说女儿（儿子？）未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收录。梅校长留龙吃饭，请潘光旦教务长作陪，要潘派老师晚上去辅导龙的女儿（儿子？），等明年再考，还要龙主席付家教费。抚今追昔，有几个高干子女未进入一流大学，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早对此习以为常了，能不汗颜。无可否认，这一点确是今不如昔了！建议设立大学校长尊严奖，条件只有一条，即能顶住任何高官、大款的压力，不招一个不合规定的学生，希望能逐年多有得奖者，这应是中国之幸！
（作者朱尚同、冯象钦为原湖南省教委党组书记，刘欣森为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彭干梓为原湖南农业大学校长，戴海为原湖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