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周作人对母亲的称谓
作者：杨建民
后来读到一本名为《鲁迅的故家》的册子，其中谈鲁迅的情况，兄弟情深，亲近若一人，反倒叫人感到有些迷糊。自然，不久就知道自己的寡闻，此书的作者，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只不过该书署着“周遐寿”。
知道作者身份之后，对书中的一些描述，产生了不少讶异的感觉。譬如“鲁老太太”一节，起笔是这样写的：“鲁老太太是鲁迅的母亲，她的母家姓鲁，住在会稽的安桥头，住民差不多全是姓鲁的。”此外，其他地方出现也一律“鲁老太太”。作者是鲁迅的同胞二弟，鲁迅的母亲当然是作者的母亲，可为何以“鲁老太太是鲁迅的母亲”这样的称谓呢？
读到舒芜先生的《周作人概观》，才知道一些“周遐寿”的情况。翻翻《鲁迅的故家》版权页，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我想，当时周作人因曾为汉奸，名声太坏，不宜直接露面，只好用一个“周遐寿”；对自己的母亲，也只好如同介绍鲁迅情况的他人一样，用一个“鲁老太太”。尽管如此，“鲁老太太是鲁迅的母亲”这句话，仍叫人读来颇觉别扭——哪有这样称自己母亲的？！
前几年，读一部老舍研究资料，却见到周作人还相当相当红的时候，在所有人都知晓他与鲁迅兄弟关系的情况下，称自己的母亲为“他（鲁迅）的母亲”。
那是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北京大学召开悼念大会，周作人是鲁迅的亲属，又是北大的教授，他就当然在被邀请之列。但是，这位极有见地的文学家亲兄弟，在发言中却说鲁迅的长处是在整理旧籍、考古方面，对鲁迅小说、散文等方面功绩却略而不提。这些言论后来引发了许多人的反感，此外，当时也参加悼念会的老舍，听到周作人在称呼自己母亲时，竟使用了“他（鲁迅）的母亲”这样的话，因而极为反感。在北京沦陷后周作人当了汉奸，老舍在一次纪念鲁迅逝世的会上提到周作人时说，这种人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肯承认，何况国家。
说实在的，当时读到这则资料，我是大为骇愕的。
前不久，我得到一册常风先生的《逝水集》，在其中，我竟然又读到相应的佐证。
常风先生的集子中，有一篇《记周作人》。从中可以知道，抗战开始这一段，常风与周作人有许多联系。当时的一批著名学人，如朱光潜、叶公超、沈从文、李健吾等，多关心周作人的情况，常常通信向常风打听，常风也常拿这些信让周作人看。周作人对这些信颇有兴趣，对朋友们的怀念也很感激。
1938年时，已经随校南迁到昆明的叶公超教授，回到北平安排家属南行。叶到北平前，先与常风联系过，见面后，他告诉常风，除安排家属外，他还负有使命，中央研究院和西南联大派他敦促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周作人两位到昆明。
当时谈话的情形，常风是这样记述的：
“大家喝茶时叶（公超）先生才对周（作人）讲他此次回平除了安排家属南行，看望一下老朋友们，还负有特殊任务。他一五一十说来，周微微颔首倾听。叶先生讲完，周作人说他对北大和中央研究院对他的关怀十分感激，可是‘在北平如果每月有二百元就可以维持生活了，不必南行了’。他讲到举家南迁的种种困难，说‘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人都要我养活，老三一家也靠我养活’（我听到他提到自己的母亲时竟然说是‘鲁迅的母亲’很觉着惊愕，以后和他谈话谈到南行的话题时有两三次他谈到周老太太时也是说‘鲁迅的母亲’）……”
谈话结束之后，常风先生对此仍耿耿于怀：“我一路走着想起周作人称他们弟兄三位的母亲为‘鲁迅的母亲’，好像是在说什么不相干的人的老太太，感到十分刺耳不解。”
这样看来，周作人不是一时一地，而是多时数地，在大庭广众，在相熟友人中，称自己母亲为“鲁迅的母亲”。这样的事实，大约是不能否认的了。
中国人有这样称谓自己母亲的吗？似乎极难找到先例，在现代世界亦没听说过。那就只能推想，这位“作人”与母亲之间有过什么大的过节。
查了一点点资料，是周作人谈论自己母亲的。《鲁迅的故家》中“鲁老太太”一节，说“她没有正式读过书，却能识字看书，早年只读弹词说部，六十以后移居北京，开始阅报，日备大小报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这记述让我们看到鲁老太太并非眼界狭窄之人。
对于她的性格，周作人记述了这么一件事：“她是闺秀出身，可是有老百姓的坚韧性。清末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不第文童，绰号‘金鱼’的顽固党扬言曰：‘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了这话，并不去找‘金鱼’评理，却只冷冷说道：‘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她晚年在北京常把这话告诉家里人听，所以有些人知道，别的事情也有可以讲的，但这一件事就很足以代表她的战斗性……”
这些，读不出有什么不满，还颇有几分称赞的味道。周作人晚年的《知堂回想录·先母事略》中，也没有见到对鲁老太太的不满记述。这就不好理解了。
那么，鲁老太太眼里的周作人呢？与周家颇熟悉的俞芳在《谈谈周作人》文中，记述了她称为“大师母”的鲁老太太告诉的一些周作人的情况。说到周作人的优长，“太师母也常谈周作人的长处。她说，老二很爱整齐，他的抽屉，总是整理的整整齐齐的，他包的东西，棱角分明，捆扎细致。他的性格和顺，遇事很好商量，对人谦和”。对此，老人家举了两个例子：“老大（鲁迅）进三味书屋读书时，是给他买了一张有两个抽屉的书桌的。当时在三味书屋读书的学生，都是用这种书桌的。而老二（周作人）进三味书屋时，因为家用紧，没有给他买书桌，只从家里搬去一张没有抽屉的方桌供他使用，他起初有些不高兴，认为不像样子，怕别人见笑，但一经和他说明家境困窘等道理，他就没有什么意见了。”“又如，老大去南京读书时，太师母曾借贷凑了八元钱给他，而当老二去南京时，太师母连八元钱也难筹措了。老人家鼓励他说：‘穷出山，富……’（这句原话我记不完整了，意思时：穷人家的子弟读书刻苦，有成就；富家子弟贪图享受，读书不刻苦，学不好。）他能理解家里的难处，拿了点路费，就高高兴兴地上路了。”
当然，老太太也谈到一些周作人的弱点。“太师母有时也谈周作人的不足之处，她说老二从幼小时起，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顾，养成了他的依赖性，事事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心里，家里的事，都应该由老大负责，与他无关。”这种情形，从早年两兄弟的文章和日记中能见到很多，作为母亲，看得是清楚的。
周作人的依赖性，使他几乎不能承当多少家庭责任。俞芳文章记了这么一件事：“鲁迅逝世的电报到达八道湾后，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条，通知太师母。事后，太师母对俞藻说，那天，老二和宋紫佩同来，我心里已猜到不是好兆头，心想，大约老大的病更加严重了。及至得知老大已经逝世，我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悲痛到了极点。只觉得全身颤抖，两腿抖得厉害，站都站不起来，只好靠在床上说话，但头脑还是清楚的。我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老二说：‘我苦哉，我苦哉……’太师母接着对俞藻说：‘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太师母气愤地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在一些大事上，鲁老太太更表现出对周作人的关切。“‘七七’事变前后，太师母曾对俞藻说：‘我真为老二担心，现在报纸上登载教育界开会的消息，很少有他的名字，恐怕他对抗战的态度不坚决……’俞藻还说，太师母说这些话时，心情是很沉重的。”由此可以看出，鲁老太太是一位在大事上很清明的老人。
从周作人及其母亲的谈论里，并看不出双方的积忿。鲁老太太谈到周作人的一些作为时有点抱怨，在旧式的妇女，实在也看不出什么过分。在外人看去，也是一个当时母亲对儿女可以要求的。如果仅此就称自己母亲为“鲁迅的母亲”，那才未免激烈过甚。
有没有可能是“迁怒”呢？一位朋友在听我说这件事时谈出了这样的思路。我想一想，在没有更好解说这种行为的理由时，不妨作为问题一个方面来考虑。在鲁迅去世前很久，他们两兄弟就交恶了。这程度，在周作人一方，是极深刻的。舒芜先生《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在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这方面情况，清楚地指出：“周作人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却是时时处处，一触即发，常常是非常恶毒的。”看这篇文章，人们会对周作人这位似乎的谦谦君子骂自己亲兄长的话震惊莫名，对他内心阴毒的一面也会有深入的了解。
鲁老太太是较为喜欢鲁迅的。长者到了晚年，对较多照应他的人更多喜欢，这大约是人类的天性。在鲁迅逝世前，母亲一直是他养活；没有去厦门广州，居住上海前，母亲一直是他照应。从鲁迅给母亲的信函里，可以感受到许多儿女的深挚关切，包括寄一些自己并不喜欢而母亲要看看的通俗作家的作品……这些琐细而容易做到的事，住在母亲近旁的周作人没有去为她做，虽然母亲并没有去要求他。
兄弟的交恶，以致“迁怒”，我们不妨作一条思路去考虑，但对于周作人这样深通中外文化，又对文字运用相当精到的人，当然不会是他称自己母亲为“鲁迅的母亲”的全部缘由。
但是，即使另有相当充分的理由，笔者心里也绝难接受如此称谓自己母亲的行为，这不是常人的行为。周作人，除去是教授，文学家，还是一个对妇女问题有相当深入研究的学者。可是一反观这位著述者竟如此称谓自己的母亲，真正叫人不知说什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