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淡淡的哀愁
作者：刘心武
这位跟我沾亲带故的白领女士，算得打小看着她长大，时光流逝，她犹如小小嫩芽，挺拔为一棵秀丽的白杨。她似乎所有该有的都拥有了。她发现我摇椅边总放着一本丰子恺漫画选，随手翻看，嗤嗤地笑，问她是否觉得有趣？她坦言：“笑的是您，总抱着这样的东西怀旧，如今世界都是什么样子了，漫画也不是这么个画法啦！”我知道她和她夫君平时常看的是台湾的几位漫画家的连环画，那确实跟丰子恺的画儿完全异趣。时代的变化促成着画风的更新，但艺术这东西既然是人性的渗出或喷涌，那么只要人性还是那样，古典的、老旧的、时过境迁的艺术作品里，总会有一些把人性某方面表达得准确生动的，也就一定能具有长久而充沛的生命力，能跟新增添的艺术作品一起，成为现世欣赏者多元选择中稳定的一元。
丰子恺有一幅作品画的是年轻母亲灯下为婴儿喂奶，一边翻着本旧书，里面赫然出现几枚花瓣，画题就叫《三年前的花瓣》。白领女士看着还嗤嗤地笑，我就问她：“你的书里，能找到旧时的花瓣吗？”她摇头：“怎么会有？我的任何一个可以夹东西的物件里，都没有花瓣。”说完，她若有所思，竟破例地似乎凝视起那幅画儿来了。
后来我们一起喝下午茶。那天她来找我，本是很功利的目的，为的是把我强拉到两天后的一个名为研讨实际是推销的场合去。没想到我出了两本关于建筑的书以后，会惹来这类的麻烦。这天尽管我没能让她完成使命，她告辞时连说遗憾，但我们的交谈还是让我觉得很有收获，她也有同样的表示，但愿那是她的真心话。
她走后，我在摇椅上闭目摇晃了很久。我不敢说当今的白领一族多是她那样的情况，她自己倒跟我说她和她夫君都很有代表性，可供我作为“模特儿”剖析一番。概言之，他们虽然已经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或者说是十足的中产阶级、小康人士，但是，他们的思想感情里，却很缺乏传统小资产阶级的那种调式，这是为什么？
茶话间，我曾问她：“你可有过淡淡的哀愁？”头一遍她甚至没听懂，还得我再问，并且把“淡淡的哀愁”几个字的写法详细道明。
她真的没有过那样的情绪，这跟她的书或任何可夹东西的私人物件里都从未夹存过花瓣是统一的。她自称也曾有过失败的初恋，是她“快刀斩乱麻”地跟那个大男孩道了“拜拜”，因为她忽然“清醒”——那大男孩“毫无实力”，后来她终于攫住现在的夫君，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是她在私室灯下，拿两张大白纸，当心都划一条竖线分为两栏，一栏列“利”，一栏列“弊”，把两位候补夫君的种种信息分别填进两张纸后，加以比较，大体相同的“利”与“弊”用红笔勾掉，然后看留下“利”多“弊”少的是哪位？最后她“两害相权取其轻”，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他果然很有实力，并且很有潜力”，“实力与潜力”是她向还未决定嫁谁的女友的“永远的忠告”。
夫妻间发生了矛盾怎么办呢？她告诉我：“那很简单：谈判。”
后来我也翻了一本那女士所喜欢的台湾漫画。把夫妻关系定位为战争状态，画得麻辣烫，很好玩，确实，人性中有那类的存在，将其揭橥，或引人戒惕，或劝人隐忍，或竟令人在一笑后反觉“王致和豆腐最最香”，自有其功德。这样的漫画可以说是与丰子恺的漫画互为补充，旧的不过时，新的不多余，人性从两面甚至多面流溢出来，都算得是小康一族的灵魂写照吧。
但是，为什么丰子恺式的哀愁，不能在若干新的小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的灵魂中氤氲呢？那真是一种过时的情愫吗？
我这一代人，青年时代所受到的告诫之一，就是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而“淡淡的哀愁”即其中经常会被点到的“不健康情绪”。到“文革”起来之时，那“小资产阶级”也就跟“大资产阶级”划了等号，“淡淡的哀愁”也被上纲为“反动情绪”了。“文革”中上海率先被揪出的“反动文人”就是丰子恺，这事很让当时才二十四岁的我暗暗（哪敢公开）吃惊，因为我一直喜欢看他那些“满山红叶女郎樵”的漫画，以及他的《缘缘堂随笔》，觉得他真是一个与政治无关的散淡文人，充其量不过是介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不革命”的中间人物罢了，这样的人物你可以督促他加强思想改造，以进入革命行列，何必大张旗鼓地将其当作那么大的一场政治风暴的大靶子呢？作为“文革”大风暴前奏的对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北国江南》的大批判，其中也包含着对人际温情，对“淡淡的哀愁”的残暴鞭笞，《舞台姐妹》被当作“反面教材”放映时，银幕上伴随着凄美的画面，响起“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的唱词，我拼命警告自己“这可是五彩斑斓的大毒蛇”，却还是忍不住从心底旋出丝丝缕缕“淡淡的哀愁”。
“文革”后有幸与陈荒煤前辈相识。他正是上述几部“大毒草”电影的“罪责人”，那些电影虽然各有编导演员等参与创作的人员，但他当时是文化部负责电影生产的副部长，也确实为这些“毒草”的“出笼”煞费苦心（草是植物，何以要用“出笼”喻其凶险，我至今茫然，但“毒草出笼”一度是最流行的正规政治语汇，故仍沿用），为此他不仅饱受批斗之苦，还身陷囹圄数年。陈荒煤原名陈光美，曾是位小说家，第一个集子题名《忧郁的歌》，可见那时他是颇有小资情调的。但他后来投奔延安，努力地改造自己，名字改成了陈荒煤，他最后一篇小说题为《在教堂里歌唱的人》，刻意断绝忧郁，但可能是觉得小说这形式还是容易让自己陷于“软情绪”，就此“红盆洗手”，一心一意当起了“文艺战线的组织工作者”，也就是革命的文化官员，在“文革”前一直当到全国电影生产的总管，他自以为思想感情已经改造得相当地“布尔什维克化”了，并且在工作中也否决了若干认为是“思想感情不健康”的电影，可是，没想到他批准拍摄的上述电影，有的根据烈士作品改编，有的根据现代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改编，有的编剧是老革命，有的素材取自左翼戏剧运动，按说就是有些抒情成分，含有些人情味儿，也该都不姓“资”，却一朝全被打翻在地，还“踏上一万只脚”，被指斥为是反革命的特大毒草。
陈荒煤“文革”后平反复出，以很大的热情投入改革开放洪流，他支持“伤痕文学”，对我的小说《如意》改编为电影，他不仅支持，还为编剧和导演提供了细致而内行的指导。当有人怀疑拍摄《如意》是“为抽象的人道主义张目”时，他站出来为我们年轻一代撑腰，这都令人感动。但就是他，有一天对我说：“我最见不得‘淡淡的哀愁’。”当时我想，他的确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淡淡的哀愁”即使算不得什么良好的思绪，也确实不必人人、时时都有，更不必在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里含有，但又有什么“见不得”的呢？后来我进一步深想，他的一辈子，处在不间断的思想感情的改造中，小资产阶级感情，特别是其中那最易暴露出来的“淡淡的哀愁”这只“马脚”，让他吃尽了苦头，也终于让他意识到那是与革命事业格格不入，必须像战胜病毒一样加以消灭的。
荒煤前辈在上世纪末因病去世。可惜不能与他详细探讨关于“淡淡的哀愁”这一人类共有的情愫了。
说是人类共有，不用举更多的例子。前些天传来的消息，法国女作家萨冈仙去。萨冈的成名作就是《别了，哀愁》。哀愁，无论是拥抱它还是告别它，那肯定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情绪。哀愁与人类的总体生存状态有关，更与人性有关。革命家尽管为了社会公正去进行革命，却大可不必将哀愁，特别是“淡淡的哀愁”，这人类的固有情愫，当作革命的对象，大加挞伐，加以杜绝。
我二十年来一直珍藏着一本小书《中国散文四十四篇》，是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１９８３年编的，封底上印着“内部学习资料”，后来不知道是否正式出版了。这本选集所选的四十四篇散文确实都是精品，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直选到八十年代，当然，前半世纪的所占比例很大，编选者强调，那只是因为那些文章“不好找”，我读这些篇什，却感觉到，编选者是在有意无意地帮助读者去找回那些被极“左”，特别是“文革”所荼毒、抛弃、遮蔽的美文。这些美文题材各异、手法多样，作者的理念与情趣多元，但是，我一再细读之中，却发现这些不同的作者的不同文章里，却常常氤氲出一种相通的情愫，比如：1923年宗白华在《我和诗》里说之所以喜欢泰戈尔的散文诗，是因为“他那声调的苍凉幽咽，一往情深，引起我一股宇宙的遥远的相思的哀感”。俞平伯在《清河坊》里写到：“我们试想：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不妨由它的花花自己去响着。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了的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中呢？”夏丏尊的《猫》写家中爱猫失踪死亡后，“在昏黄中独自徘徊。日来已失了联想媒介的无数往事，都回光返照似的一时强烈地齐现到心上来”。沈从文的《箱子岩》写到一群与自然融合生存的船民，“听到他们谈了许久，我心中有点忧郁起来了”，意识到“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卞之琳在《尺八夜》里写自己幼时读了苏曼殊那“春雨楼头尺八萧，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的诗句，“不知道小小年纪，有什么了不得的哀愁，想起来心里真是‘软和得很’”。而经历与陈荒煤很相近的何其芳以文句艳丽雕琢的少作《秋海棠》入选，更明白地写出“这初秋之夜如一袭藕花色的蝉翼一样的纱衫，飘起淡淡的哀愁”。
从上述“只取一瓢饮”的小选集，已不难看出，上世纪的许多美文，都含有“淡淡哀愁”的成分，鲁迅先生的小说有《狂人日记》那样的呐喊调式，有《阿Q正传》那样的调侃文体，但《伤逝》这题目和开篇第一句，以及文末“初春的夜，还是那么长”等抒情句式，不知别人读来是何感觉，我反正是咀嚼出了淡淡哀愁的滋味，还有他那散文集《野草》里的《风筝》等篇，也都有同样韵味。
“淡淡的哀愁”，也就是忧郁、惆怅、伤感的情绪。致力革命的革命者和致力扑灭革命的反革命者，他们处在激昂的亢奋的生死搏斗的情绪中，那的确是容不得半点哀愁、忧郁、惆怅、伤感的，任何那样的星火情绪，都可能导致心慈手软，从而一着错、满盘输，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在大决战的情势下，也会考虑到对付中间势力的策略，一种策略是“凡不公开反对我的都可视为朋友”，一种策略是“凡不站到我一边的均视为敌人”，也往往两种策略交替或交融使用。在尘埃落定后，革命者所解放的领域里，革命领袖的情绪一旦软化，则社会春风融融，而一旦超常坚硬，则会导致席卷全社会的狂风暴雨。反革命势力盘踞的地盘上呢，也会有因掌权者心硬而放大“格杀勿论”圈，以及心软而解除大禁的情况出现。从这个角度看，对社会、历史起关键作用的大人物，还是在其硬心肠里掺合进一些软心肠，忽而忧郁一下、惆怅一点、伤感一点，也就是偶有点淡淡的哀愁，对芸芸众生较为有利。这种想法是否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理论上不去探讨，我只知道，大概是1973年，忽然上面传下急令，要解放上海的“反革命黑线人物”贺绿汀，负责监管贺的几乎不能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传达是真的。贺是“文革”一开始就揪出来示众的典型坏蛋，铁案铸定，岂能翻案？但也容不得监管人员细问，什么想得通想不通，立即放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才知道，就是发动“文革”的领袖忽有一天哼了几句《游击队歌》，这歌子很不错么！作歌子的人在哪里呢？你看，人性中的软东西起了救人一命的作用，也不仅是一个人和一家人获救，比他更心软或者说一直是软心肠的重要人物，也就趁势以此为例，为一大批类似贺绿汀那样的人物落实了政策。人性也在书写历史，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人性里的软和成分，比如体现于虽然鲁迅视其为死敌，但因为你曾经给过大洋鼓励我们留学，那就即使在“破四旧”的腥风血雨里，也下指示要给你精印线装本的《柳文指要》这类的人情味儿；比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喟叹；比如在睡衣外面套上大衣匆匆赶到八宝山出现于追悼会，并慈蔼地慰励遗孀；比如忽然忆及当年同案被整，顿生赦免之心而大赞“人才难得”……以至于还有“我到哪里去离婚啊”的悲叹，凡此种种，即使还算不得淡淡的哀愁，其实离得也不远了。这样的情绪，因其人具有巨大的辐射力，而由此辐射出后多有良性效应，说一句弥足珍贵，不过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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