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似淡却浓《学衡》云烟
作者：李汝伦
八十年过去了，他们当年的主张、观点经得住历史的验证。
《学衡》的格局
胡适、陈独秀是以否定中国文化起家的，但其言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并没有市场，尤其是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其中以梅光迪为最早，梅和胡适是安徽同乡，二人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二人常在通信中讨论学问，梅对胡很是钦敬。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开始以朋友的口气讨论、相劝，但无效。二人关系越来越僵，口气越来越不好听，可以说中国两派的交锋，是在美国开始的。后来，胡适的态度，特别是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人加入战团之后，使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学问未成，同志未集，大约就是《学衡》到一九二二年才出版的原因。梅光迪曾引春秋时楚国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子能覆楚，我必复之”。《学衡》的创刊意味着“鏖战”已经开始。
《学衡》首先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建立了基地，受到实际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曾是美国西北大学学生刘伯明的支持，刘也是位博士。梅光迪、吴宓及胡先骕合议创办，由吴任总编，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九二七年停刊一年）共出版七十九期，合共十二年，比新文化派任何一个刊物都命长。它没有官方背景，没拿官方津贴，经费主要靠募捐或自掏腰包。有官方背景的章士钊曾主动捐助一千元大洋，但被他们拒收。刊物没有经费，投稿者虽然一篇篇大块文章发表，但没有“收大洋××元”的记账。他们志行高洁，谋求的不是私利。请看他们的发刊宗旨及办法：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煮其旨要，以见吾国文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博取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致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
《学衡》有一个整齐精粹的作者群，除了梅、吴、胡三人外，尚有刘伯明、吴芳吉、刘扑、易峻、曹慕管、张鑫海、李思纯、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郭斌凳龢、马宗霍、汤用彤、黄华、萧纯棉、柳诒征、徐则陵、张其昀、王焕龢、徐镇颚、束世征、向达、刘永济、刘盼遂、林损、王易、王浩、黄节、刘善择等。
还有大师级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
光有这一作者群，就能略知《学衡》的学术水平。
攻城与略地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
中国二千年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是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胡适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荒乎其唐的前提，得出个文言当废的结论。世界上各个有文字的民族，都有口头语、书面语的区别。“母病速归”是文言的书面语，用口头语则当是“老娘病重了，快些回家来”。中国文言是古代的书面语，它和古代口头语，落差不大，从《诗经》中的《风》诗可以看出，文言书面语，简洁概括，为口头白话所远远不及。在这一认知里，学衡派与章士钊、章炳麟、林琴南等古文保卫派是一致的，但有很大区别，区别在于学衡派并不反对白话文。梅光迪说：“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与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之变迁，尤非革命也。”这显然是十分正确的。新文化派又以八股文为古文罪状，其实这二者完全是两回事情。八股的结构初时并非一无是处，使之框住一切文章，它就成了坏东西。梅光迪说：“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清末废八股并未废古文。古文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创作了无数优秀篇章，显露了古代作家们的思想才情。梅光迪说：“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的价值”。
当时新文化派相信进化论，进化论成了他们研究文学的根据。胡适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套自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初听似乎没错，每个时代的文学都会带有它所处时代的时代色彩，问题在于他们要求时代只有一种文学，以前存在的文学都是死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这本是生物界的规律，套之于文学，就十分荒谬。
遗憾的是学衡派极少甚至没有选取这一角度予以辩驳，而花了太多的笔墨说明文言文之不可废。用文言文本体的优秀作品为例证，那才是最强有力的辩护，因为那是文言文的实践，而文言文的实践最足检验文言文的真价值和真生命力。
学衡派并不反对白话文，但他们主张的是艺术化了的白话文，学衡派主张革新而非革命。他们主张文言不必废除，可以保存，因为文言是中国数千年文学的载体，也是记录一切文化、典籍的工具。白话文当初面世时，与古文并行不悖，否则就没有了宋元语录、宋元戏曲，以及那么多文学名著。《学衡》上就发表过好几篇白话小说，包括《学衡》主编吴宓的一篇、所谓学衡派反对白话是子虚之论。
白话文由来已久，历史近千年，小说中产生过像《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白话并非胡适所发明。正如梅光迪所说：“所谓二十世纪之活文学，并非二十世纪人所创造，仍系数千年来祖宗所创造者”，它们同是祖孙。
梅光迪所主张的文学改革是“改革第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如足下（指胡适）言改革，直欲将吾国文学尽行推翻，本体与流弊无别可乎？”保存的要保存，革除的要革除，区别对待，这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
徐世昌为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时，曾下令小学课本采用白话文。胡适自我感觉良好，大概认为这是他提倡白话文的胜利，但他不满足，立即主张中学课本上也只载白话文不要文言文。但因白话文好的太少，难选，就主张用他所喜欢的白话小说代替，包括《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白话小说。这主张真够荒唐透顶，这么多中长篇小说塞（实际上是代替）入中学课本，学生还有时间学习其他功课吗？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时曾激烈批评这一主张。梁认为学生读小说是自然的，禁也禁不住，但决不能将之列入正课，占用正课时间。学生的正课时间本来是不多的，他主张中学生要多读古文。
梁启超认为作好白话文，“文言的功夫应该很深”，这看法在当时是有共识的。朱光潜在《雨天的书》中就说：“想作好白话文，必要读文言文。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得力于古文。”朱光潜先生说：“他们也许不承认”。别人没表态，惟鲁迅表态不承认，并指责这是复古思潮，是新文艺的自杀。说他自己“自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鲁迅说的“旧营垒”，就是指他读过的中国书、古文。抗战时在战时首都重庆，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有一青年向他发问，提到鲁迅说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的问题，林语堂回答了一句：“鲁迅先生读的中国书比谁都多。”
一场双簧戏，半个独裁者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然而没有出现宋明以后那么多的遗老遗少，这原因很简单，不必细说，他们大多“咸与维新”了，少数的归老林泉，吟诗、书法、玩鸟、看戏，如陈宝森、陈三立、罗振玉、郑孝胥、康有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倡白话，废古文，对他们来说，毫无兴趣，没有出面一争的勇气。正如鲁迅所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赞同，并且也没有人反对，我想他们感到寂寞了”。正如一位演说家，既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喝倒彩，冷冷清清，有些耐不住，因此组织了一出双簧戏。先由钱玄同、刘半农“克隆”出了一个王敬轩，由钱玄同扮演，出面痛诋新文化派的荒诞不经，再由刘半农出面，狠狠地痛斥了“王敬轩”一通，大力宣传了新文化派的应天顺人，应时运而进化。世界上还没见过用这种办法自产自销，用这种级别的趣味来宣传自己和搞学术辩论的，怕是正经学人所不齿，何况堂堂大学的教授。新文化派津津乐道如何“骂倒王敬轩”，现代文学史家们当作有趣的轶事或花絮描述一番，我却为之一羞。
“骂倒王敬轩”原来倒下的是个稻草人。胡适收到梅光迪寄给他的《学衡》创刊号，他说“我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并指胡先骕的文章是谩骂（可见他已全看过了，不看又何以知道是学骂）。其实那《学衡》并无所谓谩骂，全是说理辩难的学术文章，骂而不还口，不是由于度量而是由于理屈词穷，避开实质性的论战。更高明的是鲁迅，避开对方的说理，只在对方文章中找几句欠通或有余波的文字，指为不通，不配与之一争。
如果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由和梅光迪辩论而促成，那么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则是接受了陈独秀的鼓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一出，首先响应并表示全力拥护和效命的是陈独秀，他立即写了《文学革命论》，文章以极端激进的语言，痛诋中国文学，提出了三个推倒，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文中除了说《诗经》的《国风》和《楚辞》斐然可观和肯定马东篱、施耐庵、曹雪芹之外，全部文学作品都是应予推倒的对象。认为从韩愈到曾国藩全是载道之文，抄袭孔孟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与八股一致。又说元、明、清小说也“为妖魔所扼，未及出胎，竟而流产”，又提出所谓十八妖魔，其文无一字有存在价值。为表示效忠的决心，陈独秀扛着上书“文化革命军”的大旗，“明目张胆地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即为“吾友胡适”之前驱。
胡适既然有了“文化革命军”，有“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的人做“前驱”，胆子立即壮了起来，有了将“改良”改为“革命”的勇气，扩大化了陈独秀要推倒的中国文学，扩大成二千年来只有没有真价值、真生命的死文学。
陈独秀在文章中信心十足，他声明，文学革命“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决定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不容更有异议”。陈独秀也曾鼓吹过自由，但自由只归他独享，他人不得分羹。当时他还是非党人士，且未掌握枪杆子，只能算半个独裁者或口头独裁者。陈独秀虽然如此赤胆忠心地愿为胡适的“前驱”，但胡适对他的这一套却并不欣赏，立即写信给陈，指出这是专制主义作风，这话太偏执了，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
陈虽如此专制，仅面孔而已，偏有一群学衡派人士不但纷纷出来表示异议，乃至直截了当地极力反对。胡适曾指责《学衡》“谩骂”，但新文化派的《新青年》又何尝不骂，汪懋祖就指责《新青年》“如村妪泼骂，其何以折服人心？”村妪之骂加上专制之风，使外人和自己人都心凉，教授、大学的学长，风度何在？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对陈独秀表示了正当的不满。当陈将成为一个政党领袖的前夕，他被捕了，众多人为他求情，为他作出保释的签名。胡适就告诉他签名者有两位他痛骂过的“桐城谬种”，即古文学家马通伯和姚叔节，胡适说：“我怕这种不容人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之地了。”更希奇的是陈最后一次被捕，替他做辩护的律师，竟是甲寅派首领古文家的章士钊。其辩护词随后在上海《申报》发表，标题是“党即国家乎？”说陈“非危害国家也，国民党不能代表国家，是为二物。陈氏反国民党，不反国家，何危害民国可言乎？”词用的文言，党非国家，于近百年前由一古文家说出，真令人慷慨生哀。
诗、文与说话
诗是胡适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首要问题，中国文学之被否定，诗是第一个受害者。“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话怎么说，文就怎么写，诗则同样“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