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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血的黎明
作者：狄 马
1918年10月5日，一份带有强烈启蒙主义色彩的报纸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诞生了。它凝聚着一位渴望新闻救国的报人数年的心血与梦想，以致它的主编邵飘萍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在《京报》创立的当天，就在编辑部挥毫提笔，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大字，赠与办报的同仁——鼓励他们和自己一样“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而这盘空错硬的诗句，最终也像符咒一样伴随着邵飘萍走完困厄、流亡、缉捕、囚禁直至杀戮的一生。
邵飘萍名振青，字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大联镇一个寒儒家庭。在创办《京报》以前，曾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后，因为在《时事新报》、《申报》等报刊撰文，抨击袁的罪恶阴谋，他先后三次被捕入狱，后来不得不亡命东瀛。1916年回国后，被史量才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在《申报》发表了大量揭露北洋军阀贪贿弄权的报道，文笔辛辣、诙谐生动。尤其是他对时局惊人的洞察力常常使人暗暗称奇。
早在1912年1月他就撰文指斥袁世凯：
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
仅仅过了五天，他又评论道：
总统非皇帝。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不能要求总统与己。
这显示了一个深受民主思想洗礼的报人过人的精警与明敏，同时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知识界对民主政治认识的最高水平。因为与专制政体下的皇帝不同，总统的职位不是私物，而是公器，它是全社会的公民以纳税为条件雇用他来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领袖。如果他不能或不愿担当此工作时，必须经得委托人的同意，不能私相授受。袁世凯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他觉得总统不能胜任其职位，有权要求下台，但不能要求下台后把职位传送给他。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不明身份的歹徒枪杀。邵飘萍当即就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同时断然声明“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果然，不出半年，浙江当局就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了邵飘萍。他后来感叹在杭州的生活，称“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翌年他被营救出狱后不得不东渡日本，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流亡生涯。在日本，邵飘萍一边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一边为国内的《申报》、《时报》写时评。袁世凯同日本密签卖国“二十一条”的内幕就是他率先向国内驰报的。同时邵飘萍痛感中国新闻理论根基的严重缺失，广泛搜罗海外新闻学知识，所著《新闻学总论》、《实际应用新闻学》后来在国内出版，成为中国近代新闻学奠基性的著作。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经过一番扭捏作态后称帝，邵飘萍应国内新闻界的邀请匆匆返国。甫一抵沪，他便为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写下了一系列嬉笑怒骂的文章。时人一时称奇的有《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文章先是把皇帝的“登极”和国家的危难之“极”联系起来，继而又预言，袁世凯原定于1915年的春节登极，但离登极之日尚有不少时日，倘各地反袁势力同仇敌忾，一鼓作气，则所谓“登极”，就是“置诸极刑之谶语”，因而记者没有“劝进”，而是“预吊”——为一个惯会专权弄术的窃国大盗提前吊丧。
邵飘萍不仅文笔犀利，而且善于采访，手段高明，时人誉为“有鬼神莫测之机”。创办《京报》以来，更是与社会各色人等广泛接触，上至总统、议员，下至贩夫走卒、仆役杂工，他都能应付裕如。他为人慷慨豪侠，爱讲排场，经常在酒楼饭店宴请宾客，而许多重要新闻就是在觥筹交错之间获得并完成的。当时的京畿大官对记者普遍避之惟恐不及，而独邵飘萍却能使他们不得不见，见后又不得不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也想参战，又恐民众反对。为了防止泄露秘密，在正式决定出台以前，段祺瑞下令国务院及下属机关全都“停止会客三天”。北京的新闻记者四处打探消息，均无所获。邵飘萍也为采访这条消息多次碰壁。最后，他干脆借来一辆挂有总统府牌照的汽车，径直开进国务院的大门。下车后，他掏出“《京报》社长”的名片，要求门卫禀报一声。门卫说，段总理有令，这几天不会客。这时，邵飘萍拿出一千元，先递给他五百元，说：“总理见不见没关系，只要你给禀报一声，这五百元就归你了。万一总理接见了我，再送你五百元。”这时，门卫动了心，拿着名片进去了。不一会儿，门卫就笑嘻嘻地出来说，段总理同意见你。
邵飘萍见到了段祺瑞，但段祺瑞闭口不谈参战的事情。邵飘萍向段祺瑞保证，三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风声，自己甘愿受罚，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为抵押。段祺瑞这才将中国决定参战的消息告诉了邵飘萍。邵飘萍得到确切消息后，就离开了总统府。临出门时，他还没有忘记将剩下的五百元送给那位工作人员。一出门，他就直奔电报局，用密码将此消息拍到上海。上海报馆马上将此消息发表出来，还印了十几万份“号外”。当时津浦铁路尚未通车，上海的报纸都用轮船运到北京，要四天才能到达。所以，当北京市民看到刊有“中国参战”消息的报纸时，已是四天之后。段祺瑞恼羞成怒，但也无可奈何。
二
邵飘萍素有“新闻全才”之称，但他给后人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是他坚定不移地反专制、反蒙昧，以及终其一生为捍卫言论自由所持的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和牺牲精神。
早在主持《汉民日报》的时候，他就“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为惟一宗旨”。后来在北京做特派记者的两年里，他深感一个报人没有一份属于自己独立发言的空间，就好像一只老虎没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森林一样呼吸维艰。他渴望有一方不依附于任何集团、势力，能够自由言说，独立负责，不仰任何人鼻息的言论天地，于是毅然辞去了《申报》驻北京的特派员资格，多方筹措资金，八方延揽人才，办起了从业十余年来第一张真正属于自己的报纸。
在《京报》的创刊词里，他这样明确办刊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这里面有两个层次不同的目标：第一目标，也就是长远目标或终极目标，是从政治教育入手启蒙民众，以民主共和的理念汰洗民众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这才是一张报纸的灵魂。没有这样的“长远目标”，一张报纸登载再多的花边新闻和虚假消息都无补于它的精神阳痿，就好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人”一样，即使穿上再多的漂亮衣裳都看起来东倒西歪。他认为这才是“万年之计，治本之策”。第二目标，也就是基本目标或初级目标，是要让“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这个话看起来朴素而简单，但在一个有着几千年“牧民”传统的国度里，要让“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无异于要让父母听命于子女的安排——因为中国的官员历来以“父母官”自居。而对于当时深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响的报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常识。因为政府是受雇于民众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如果它不能保障民众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那么当初委托它的人就可以弹劾或解散这个没必要存在的机构。但同时不要忘了这份宣言的起草人在“民意”前面所加的“正当”二字。因为民主如果不是建立在大多数人对人性、人道、人权充分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那么民主就有可能演变为“暴民做主”。对于这一点，经历过“文革”，参与过“打、砸、抢”的勇士们想来应该不会陌生。
鉴于这样的考虑，他把记者定义为“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也就是说，记者既不是某集团、某党派、某政府的“喉舌”，同时也不是民众的“喉舌”，因为他既有揭穿真相的义务，还有启蒙民众的义务，“喉舌”怎么启蒙“脑袋”？要说“喉舌”，他只是自己的“喉舌”，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
这样一种办报理念，对于近代以来的西方来说也许只是一个路人皆知的常识，而在一个从来没有言论自由，有的只是“三千年文祸”的国度里，注定是要吃尽苦头的。
1919年5月3日晚上，一个不眠之夜。北大学生高君宇、许德珩得到政府已密令我国代表可以在山东条款上签字的消息后，召集北大和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大政法礼堂开会。会上，北大新闻学会导师、《国民》杂志顾问邵飘萍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经过，最后振臂疾呼，号召同学们起来抗争。当天夜里，他就赶写了评论，并于次日在《京报》头版发表。此后，他接连在《京报》辟出专栏，揭露当局的腐败和卖国行径。这使得当时的安福系政府终于忍无可忍。8月，军警包围了《京报》馆，并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通缉邵飘萍。邵飘萍被迫离开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第二次亡命生涯。
直到1920年段祺瑞下台后，他才辗转回国，《京报》也得以复刊。但复刊后的《京报》一仍其旧，不改初衷，尤其是对北洋政府丧权辱国、大小官员贪残横暴的揭露更是不遗余力。
1923年4月18日，《京报》上有一篇辛辣嘲笑议员和官僚们蛇鼠一窝、贿赂公行的文章，题目叫《议员多变财政官》，其文曰：
犹忆去年陶文泉强奸儿媳，其媳妇呈文中述陶强奸时言，曰：“不要生气，多给钱花！”此名言也。今日政治中人，能免为陶媳者有几？
尤甚者为议员诸公，观于命令中屡屡发表，阁议中屡屡决定者，窃议皆陶媳也。昨日之阁议，又有一个重庆关监督余绍琴先生产出矣。呜呼！“不要生气，多给钱花！”
昨日我问张敬舆，保定对于国会怎样？张半晌答曰：“对于国会的机关，当然是很尊重的……”请议员诸公为敬舆下一转语。呜呼！“不要生气，多给钱花，多给钱花！”
嬉笑怒骂，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邵飘萍的手笔。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为抗议日本军队炮击大沽口，并联合美、英等国要挟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前集会，会后结队赴政府门前请愿。不料，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造成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的大惨案。
惨案发生后，北京市成了一座鬼城，各大学校园，差不多都成了灵榇陈列室。3月23日，各界民众为了抗议这场民国以来最野蛮、无耻的屠杀，自发组织了一个追悼会。会议开始，没人敢做大会主席，陈毅当时是中法大学的学生，挺身而出，担任大会主席。会上，他痛陈军阀祸国殃民的暴行，震动全场。但他讲完之后，不见有人上台，会场呈现出一种令人尴尬的沉默。环视台下，突见一人青衣马褂，走上讲台，讲的内容大致就是3月19日《京报》上的时评，这人就是《京报》社长邵飘萍。
实际上，在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京报》就介入了此事件。以后几乎每一天，《京报》都有谴责杀人者、披露屠杀内幕的报道。在这些文章里，邵飘萍嘲笑中国政府“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的“战绩”，还提出要“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月底，《京报》更是破天荒地出版《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全面、详尽地报道了所谓“平暴”真相，印刷三十万份，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经京师警察厅和督战执法处事后不眠不休地侦查：仅从3月19日以后的十二天里，《京报》就发表各类“反政府”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一百一十三篇，平均每天九篇多。
这种一往无前，与专制主义不共戴天并战斗到底的精神，为邵飘萍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冯玉祥将军就称赞他“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但同时也招致许多人的嫉恨，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三·一八”之后，政府不但没有将枪杀徒手民众的罪魁段祺瑞、贾德耀绳之以法，反而拟定了一张四十八人的通缉名单。北大教授李大钊、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京报》总编辑邵飘萍，均榜上有名。其后，鲁迅远避厦门，李大钊、邵飘萍则终遭毒手。
三
一代报人邵飘萍的直接死因，导源于1925年他支持郭松龄的倒戈反张，并促成郭、冯（玉祥）联盟。1925年12月7日，《京报》以厚纸铜版精印出版了一大张二整版的“特刊”，登载全是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且每张照片后面都有邵飘萍亲自写的案语，如：“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直斥张宗昌为“鲁民公敌”、张作相为“甘心助逆”。他不断发表评论，赞扬郭松龄的“叛出”，历数张作霖的恶迹，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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