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锺书“默存”
作者：孙玉祥
现在我们从杨绛先生的许多回忆文章我认为，这是研究钱锺书解放后行为思想的最主要材料中看到，钱锺书先生的政治生活中一直有一个阴影：那就是作为“翻译毛选委员会”和“英译毛泽东诗词小组”的成员，他头上——或者说是档案里——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罪名，即“蔑视领导著作”。我们不妨作点罗列：在1980年出版的《干校六记》中，杨绛是这么写这件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几个人联名贴出大字报，声讨默存轻蔑领导的著作。略知默存的人看了就说：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还要俏皮些，这语气就不像。有人向我通风报信，我去看了大字报不禁大怒。我说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因无由地栽人。我们各自从牛棚回家后，我立即把这件事告知默存。我们同拟了一份小字报，提供一切线索请实地调查；俩人忙忙吃完晚饭，就带了一瓶浆糊和手电到学部去，把这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面。第二天，我为此着实挨了一顿批斗。可事后知道，大字报所控确有根据：有人告发钱某说了如此这般的话。这项‘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案。实地调查时，那告发的人否认有此告发。红卫兵想必调查彻底，可是查无实据。默存下干校之前，军宣队认为‘告发’的这件事情节严重，虽然查无实据，料必事出有因，命默存写一份自我检讨。默存只好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在1987年出版的《将饮茶·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杨绛又详细地介绍了自己“为此着实挨了一顿批斗”的详细经过，且把自己在这次批斗中的表现命名为“精彩表演”。而她在九十高龄写就的《我们仨》中，再次提到了此事，在这本书的一百二十四页写到钱锺书被调到翻译毛选委员会工作后的态度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后，有这样一段描写：“‘无功无过’，他自以为做到了。饶是如此，也没逃过背后扎来的一刀子。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档案中的材料上了大字报，他还不知道自己何罪。……我们爱玩福尔摩斯。俩人一起侦探，探出并证实诬陷的是某某人。钱锺书与世无争，还不免遭人忌恨，我很忧虑。锺书安慰我说：‘不要愁，他未必能随心。’锺书的话没错。这句话，为我增添了几分智慧。”而在一百六十页，写到钱锺书因胡乔木“忽发奇想”被任命为社科院副院长时，杨绛又这么写到“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锺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望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看了这些材料，我们在得出这件进了钱锺书档案的事的确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的结论外，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比如钱锺书到底“轻蔑”了哪个“领导”﹖又是怎么“轻蔑”的﹖那个告发（诬陷﹖）钱锺书的“某人”到底是谁﹖这些问题后来得到了一定程度解答——在1999年与2000年之交，杨绛和林非夫妇就文革中他们两家“打架”的事，在报刊上互相写文交锋。林非在《若干必要的澄清——钱锺书打人／杨绛咬人的故事》中，就这么写道：“他按：指钱锺书在五十年代初，曾用粗俗的市井语言嘲骂毛泽东，被人告发后，又指使那人儿声明是误听了，真有翻云覆雨的本领。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那人儿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只要自己过关，他竟可以不顾与牺牲别人。‘文革’初期曾有几位同事对此贴出过大字报，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这样辩解说，‘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案。实地调查时，那‘告发’的人否认有此告发。而当军宣队要求钱锺书写出书面检讨时，他竟‘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干校六记》）。如果自己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要‘不着边际’地检讨，却不去‘婉转其辞’地澄清﹖这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吗﹖”林非对钱锺书的指责当然大有可议，但我们也可从中得出结论：钱锺书“轻蔑”的“领导”是毛泽东；“轻蔑”的方式是“用粗俗的市井语言嘲骂”。
也许，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探究的就是：钱锺书在五十年代初究竟用什么“粗俗的市井语言”骂了毛泽东﹖为什么杨绛先生以为“略知默存的人看了就说：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还要俏皮些，这语气就不像﹖”这种“揭发”为什么使钱锺书夫妇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不得不在言语行为上格外小心谨慎﹖这一点，杨绛先生没有讲，钱锺书先生更没有讲。倒是谢泳先生提供的一份材料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迷。谢泳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四个著名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言论》一文中披露：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参加这次会议，参加者特别是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部门，都为会议准备了详细的材料。当时高等教育部在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中，对当时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判断，认为政治上中间的，按他们过去政治态度，也可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解放前脱离政治或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影响，对党有怀疑甚至敌对情绪，解放后，有进步，对党的政策一般拥护，但对政治不够关心，对某些具体政策及措施表现不够积极或不满，个别的或因个人主义严重而对某些措施抵触较大。这种人为数较多约有七十三人。第二种：解放前反动，与国民党反动派有过较深的关系，解放后逐渐从对党疑惧、抗拒转变到愿意进步，愿意向党靠拢。还有的是脱党分子或过去曾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以后脱离革命，解放后一直对党不满。“如中文系王瑶，抗战前曾参加我党后因害怕反动派迫害脱了党，解放后感觉政治上没有前途，想埋头业务，一举成名，三反、思想改造时还闭门写新文学史。1952年人民日报召开座谈会批判该书，他认为业务也完了，哭了一次。对副教授、十一级的工资待遇很不满，去年改为九级仍然不满。教学工作极不负责任，大部分时间用在写文章赚稿费。还有像傅鹰，有学术地位，工作也还积极负责，但不愿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工作，轻视马列主义，否认党对社科领导。”
在这份报告中，曾提到当时北京大学还有一部分反动教授，特别提到了钱锺书。报告说：“反动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如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在解放后一贯在散布反苏反共和污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1952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他说：‘共产党和苏联一伙，国民党和美国一伙，一个样子没有区别’。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3〕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林非所谓钱锺书“曾用粗俗的市井语言嘲骂毛泽东”、杨绛所为“‘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几个人联名贴出大字报，声讨默存轻蔑领导的著作，就是因为他曾说：‘这样（指《毛选》）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这在那个时代，是足以叫人死上十次百次的“罪名”！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钱锺书为什么在解放后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了，就因为他头上悬着这样一把随时可能落下的“达摩克利斯剑”！他只有时刻小心谨慎才可能避免在“骆驼身上压上最后一棵稻草”！在那个时代，这可以说是钱先生要生存下去的惟一选择——对此，我们能对钱先生轻薄什么呢﹖
最后，我感兴趣的是：那个当初“告发”钱锺书的“某人”究竟是谁﹖从杨绛说他后来“想望”社科院副院长这个职位的细节来看，这个人显然不是寻常之辈——社科院的人应该知道。只可惜，我们这些一般读者就只能——“独恨无人做郑笺”了把这样的人揭露出来，我想，这才多少能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进步”。
注释：
〔1〕见《水与火》，经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页。
〔2〕见《芙蓉》，1999年第6期。
〔3〕见高等教育部：《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第52页。